“懸念是，自用5年以上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轉讓所得，還是否免征個人所得稅？”賈康說，如果還有無法弄清楚原值的房屋，該怎么征收所得稅？國五條細則對此并沒有表述。

　　在賈康看來，政策可能會抑制二手房市場。大家會擔心，如果要弄清楚原價多少，現價多少，差價是多少，這個房子就沒法買賣了。在市場上，由于所得稅增加的這部分房價肯定會轉移到買方身上，而買方有可能就買不了房子。

　　“剛性需求會過度涌向新房市場，造成市場需求的假象，進一步推高房價。有人又會不滿。”賈康說，另一方面，很多合理的改善性需求的賣房也會受到抑制。但政策的正效應是，投機性的購房行為可能會受到抑制。

　　蔡繼明也有類似的觀點。在他看來，對房產增值部分征稅是遏制投機行為的辦法，可能會導致很多房子由售轉租，反倒增加租賃市場的規模，那樣倒是好事。

　　“但如果住房的需求彈性很小，那這部分稅收的負擔就會大部分轉移到買房人身上。如果住房的需求彈性很大，因為稅收而漲價的房子就會賣不出去。”蔡繼明說，但現在我國的住房市場中投資性住房、投機性住房各自有多少，空置的住房有多少，官方并沒有公開的數據，所以我國的住房需求彈性到底有多大，始終無法搞清。對投機性購房要遏制，但對投資性購房并不能簡單遏制，如果沒有投資性購房，租賃市場就不會存在。

　　從2003年開始，我國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調控，10年中已經調控了9次。然而，讓公眾不滿意的是，房價并沒有因為調控得到遏制。

　　“原因就在于在房產供給上做得還不夠，房價并不是政府要調控的點。”蔡繼明說，歷次調控都是在需求上做文章，但在供給上，農村集體用地不能自由進入市場，各地為招商引資又低價出讓了大量工業用地，工業用地浪費很嚴重。這些都減少了住宅用地的供應，如果這些問題能解決，住房的供需矛盾就會得到緩解。如果再從用地功能上進行分類，劃定大多數用地是用于保障住房和自住房，就能夠讓房地產市場進入健康發展軌道。

　　但在賈康看來，如果這10年間沒有這些政策的出臺，出現地產泡沫和房價大起大落的風險會很高，房價可能會比現在還高。

　　“客觀講，這些調控的政策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總體還是使房價的過快上漲得到抑制，壓制了一些不合理上漲的沖動。”賈康說，不調控，倒房會更熱鬧。（李松濤 劉世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