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來，形勢發展較快。在民眾熱情期待下，以習近平同志在廣東考察時講“黨的覺醒”為燃點，改革明顯升溫。從近日實際情況看，這不僅是宣示，確實還有行動，例如，明確提出“停止”勞教制度和推進戶籍制度的改革等，就屬于實際動作（盡管是局部性的動作）。總的看，我認為開局還是不錯的。
當然，在這段時間里面，也有一些東西值得關注：
——理論上，與改革相關的一些提法(如前幾天的某個提法)，“廟堂之上”反應如何，不得而知，但在民間（特別是學術界）確實引起一些議論。
——實踐上，突如其來發生、大家都措手不及的事件，頗引人深思。一個本來不太大的局部性事件，其內涵被“象征性”地擴大，竟然象滾雪球似地弄成一個社會熱點。尤其是，由此事而引起的若干地區不同社會思潮（據我觀察，有的地方不僅是社會思潮而是社會力量）的“板塊碰撞”，更透露出在一些問題上社會共識之缺乏。
現在，社會上潛伏著不止一組這樣的問題，倘處理稍有不慎，都可能引發一些意想不到的“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后果，這從一個方面再次顯示了中國改革的復雜性和艱巨性。
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在部分人士中間產生了一種“改革憂慮癥”，甚至個別朋友產生了“能改多少就改多少”的無奈情緒。中國改革到底有沒有空間？如果有，改革的空間究竟有多大？這是當前需要探討的問題。
這里，我想圍繞“改革空間”這一中心議題，提出四個問題與諸位討論：第一，在現有的基本政治制度框架下，中國的“改革空間”到底有多大？第二，下一步改革應該采取什么“導入”戰略？第三，改革的決策層如何把握在“兩個雞蛋上跳舞”？第四，面對極其復雜的格局，應采取什么樣的策略來取得改革的功效？
針對以上四個問題,我提出以下四點方略：
第一方略：明確“大框架”，拓展“大空間”
橫亙于20——21世紀的中國改革，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人民進行的一場新的偉大革命，如同越南等轉型國家一樣，都屬于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體制轉型，自然有一個基本方向問題。從這個意義說，是有“天花板”的，這點不能不承認。
中共十八大前，我曾提出一研究報告《十八大后的中國改革戰略探討》，開頭寫道：中國的改革，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那種“革命”，但又有某些類似于“革命”的元素，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中國的改革，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變法”，但又有某些類似于“變法”的特征，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十八大”后的中國改革，可定位于“革命”與“變法”之間，比“革命”要柔，比“變法”要剛，剛柔相濟，平滑運作。（此報告載《研究報告》2012005，并上報，《財經》雜志2012年10月29日刊登，十八大后《人民日報》2012年11月27日以《新時期改革的戰略思維》為題刊發主要內容）。
近來，習近平同志在2012年12月31日政治局會上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的革命”，同時又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這給我們一個大體框架，需在“一場深刻的革命”與“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之間作文章。所謂“堅持正確方向”，所謂“沿著正確道路推進”，基調應該就在這里。
現在需要探討的問題是，在這個大框架內或說“高壓線”底下，改革的空間有多大？主要矛盾是啥？是改革空間沒有拓夠，還是碰到“天花板”了？我的判斷是，現在，遠遠沒有碰“天花板”，改革空間也遠遠沒有拓夠，有很多該改的東西沒有推出來，這是主要矛盾。
為什么這樣說？我在《人本體制論》里提出“五環式改革”， 20個字：“經濟轉型、政治變革、社會共生、文明交融、天人合一”，其意圖是建成我們為之探索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民主法治社會。
我們不妨想一想：
——“經濟轉型”，不論是經濟體制轉型，還是經濟結構轉型，到位了嗎？僅就體制而言，包括壟斷性行業改革、要素市場化改革、財政金融體制改革等等，到位了嗎？
——“政治變革”，不論是政府體制改革，還是司法制度改革，不論是反腐敗當中官員財產公示制度（我主張從上層開始），還是黨內民主制度建立，這些有明顯的進展嗎？
——“社會共生”，不論是分配制度改革，還是戶籍制度改革，這些取得重大突破了嗎？不一一列舉。
如果把改革目前達到的水平視為“地平線”，把基本的“紅線”比喻為“天花板”，我認為，目前“地平線”比較低，而“天花板”則很高，在兩“線”之間，改革的空間相當大。
這就意味著，改革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改革是可以大有作為的,要給社會這樣一個理念。千萬不要一葉障目，擋住自己的眼睛；千萬不要作繭自縛，捆住自己的手腳。還是要像小平同志說的那樣，大膽試，大膽創。
這是我講的第一個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