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西北政法大學《法律科學》編輯部 何柏生

??? 圖為《拿破侖法典》，該法典在制定過程中曾借用了公理化方法，使其體系變得較為嚴密。

　　考察西方法律文化，會發現數學對其有著巨大的影響，西方的許多法律觀念、法律制度、法律體系都是在數學觀念的影響下產生的。

　　數學為何會對西方的法律觀念、法律體系、法律制度產生如此大的影響？這是由于西方文化把數學視為理性的化身，在數學的基礎上發展出了數學理性，成為西方理性精神的核心。所謂數學理性，就是在對自然界的研究中，采取客觀的、定量的、超驗的、簡單的思維趨向；追求確定性的知識；注重演繹推理。數學理性是在西方社會孕育和發展起來的一種精神文化和價值體系。它孕育于古希臘文明，伴隨著近代西方自然科學的發展而成熟和定型。由于數學理性影響了西方邏輯，影響了西方人的思維方式，因此，數學理性對西方文化的影響是全面的，幾乎各個學科都受其影響，法學也不例外。由于現代中國法律的觀念、體系、制度主要從西方移植而來，所以，從數學角度解讀西方法律文化，會對現今我國法律文化有更深更新的理解。

　　數學對法律文化有哪些具體影響呢？

　　一是使法典體系由松散變得嚴密。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流傳下來一部影響僅次于《圣經》的書，這就是《幾何原本》。歐幾里得用23個定義，5個公理，5個公設，經過演繹推理，把《幾何原本》里講的465個定理全部推導出來，猶如用一條金線把一堆散亂的珍珠串起來。可別小瞧歐幾里得的這個穿金線的“手藝”，《幾何原本》的誕生不但在數學史上，而且在思想史上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根把珍珠串起來的金線，就構成了幾何學的學科體系。《幾何原本》的極大成功，使之成為一種范式，迅速地影響到其他學科領域。近代的法學家曾借鑒公理化方法對法典體系進行建構，使法典體系由以往的松散變得嚴密起來。如《拿破侖法典》、《德國民法典》等近現代著名法典在制定過程中都曾借用了公理化方法。

　　二是使罪刑法定原則得以確立。確定性是數學的一個重要特點，任何學科都比不上數學的確定性。受數學確定性的影響，從笛卡兒開始，尋求確定性成為近代西方哲學追求的主要目標，亦是近代啟蒙思想家想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所謂“法定”，就是對確定性的追求。罪刑法定也就是對罪行的確定性的追求。罪刑法定思想在古代已有萌芽，但由于追求確定性尚未成為人們思考問題的范式，所以，罪形法定原則難以成為一項法律原則。由于笛卡兒哲學極為關注確定性問題，把確定性問題看作形而上學思考的前提，而且不承認任何東西在具備絕對的確定性之前為真，這就為人們接受罪刑法定原則奠定了思想基礎。罪刑法定原則正是在此文化大背景下形成的。

　　三是使西方法學更加重視學理。與中國古代法學相比，西方法學非常重視學理性研究，幾乎每一個大法學家都有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西方法學重視學理與西方法學的哲學基礎有關，而西方哲學重視學理與西方哲學深受數學影響具有極大的關系。西方人重視數學，自然就會重視演繹推理，這是因為演繹推理的最典型、最重要的應用就存在于數學證明中。若沒有數學，就不會有亞里士多德形式邏輯中的演繹推理。亞里士多德形式邏輯中的演繹推理是在古希臘演繹數學的基礎上發展而來。沒有演繹數學就沒有演繹推理；演繹推理只不過是演繹數學中公理化方法在邏輯中的成功運用。演繹數學的出現，對于西方哲學和西方法學重視學理有重大影響。

　　四是使西方法學更加關注程序。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是不大注重程序法的，更為關注的是實體法，而西方法律文化卻是實體法與程序法并重，甚至更為關注程序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西方法律文化受數學影響極深。我們知道，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是從數學中得出來的。古希臘人在發現正確的數學推理規則時就已奠定了邏輯的基礎，亞里士多德只不過是把這些規則典范化與系統化，使之成為一門獨立學科。而西方的數學和邏輯都非常注重形式，西方注重形式的思維方式就是在數學和形式邏輯的影響下形成的。不但在法律中注重程序法，而且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各個學科中都注重形式。例如，“為藝術而藝術”就是從古到今西方許多藝術家提出的口號。

　　五是對自然法學派、歷史法學派、功利主義法學派和實證主義法學派的影響。

　　考察16-18世紀的哲學理論，可以發現，最為哲學家看重的是數學的公理化方法，即從不證自明的公理出發，經過嚴格的邏輯推理，得出必然性的結論。運用公理化方法首要的是確立公理。公理必須簡單、直觀、不證自明。自然法學派受此影響，借鑒公理化方法，以確立人類社會不證自明的公理。自然法學派把那些多如牛毛的法律追溯到幾條原則，視作自然法的公理，運用演繹法，推演出新的法律體系。自然法學派所確立的基本公理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契約自由，等等。這些公理成為近現代法律的基本內容，推動了法治理論的發展。

　　近代以定量代替定性科學方法的確立是從伽利略開始的，經過牛頓的發揚光大，到了19世紀，定量分析方法已獲全勝，在各個領域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以致德國著名社會學家西美爾說“把質化約為量”是“我們時代的一個主要趨勢”。由于近代注重量化分析方法，從而形成了一個信念，即最高的價值植根于日常生活中，植根于這種生活的每一環節中，所以，強調“習俗”和“日常生活細節”的歷史法學派正是在這種理論背景下形成的。

　　邊沁創立的功利主義法學不僅是理性的、演繹的，而且是定量的。邊沁所說的功利原理也就是最大幸福和最大快樂原理。邊沁認為幸福和快樂都是可計算的，立法因此成了代數問題。所以，功利主義法學是受定量分析方法影響較大的法學流派。

　　實證主義法學的創始人是邊沁和奧斯丁。邊沁把功利主義法學的定量分析方法應用到實證主義法學。實證主義法學采用的方法有社會調查、資料統計和定量分析、歷史考察等。通過這些方法得到的事實是可以觀察和用數學描述的。沒有數學，便沒有實證主義法學，事實真相便無法精確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