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性勞動須以和諧勞動關系為基礎

　　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勞動關系大多會經歷從和諧到不和諧的過程。如果處理得好，勞動關系從不和諧復歸和諧，就能比較順利地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否則，就會在相當長時間內處于發展的瓶頸期，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們討論中國夢，很自然地會聯想到美國夢。其實，美國夢實現的道路并不平坦，其中就包括勞動關系的失衡與修復。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是美國經濟發展最為迅速的時期，但也是勞資關系最為緊張的時期，工人的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死傷事件頻繁發生。特別是經濟大蕭條時期，物價持續上漲，工人大量失業，勞資矛盾更加尖銳。對于美國如何走出經濟大危機，現在流行的故事講的主要是凱恩斯宏觀經濟學和羅斯福新政。但實際上，羅斯福新政不僅僅包括出臺了諸多經濟政策，而且包括出臺了諸多社會政策。有人將這些社會政策概括為四個方面：一是聯邦緊急救濟署和工程振興署的成立，使聯邦失業救濟成為半永久性的措施；二是全國勞工關系法案的頒布，為工會的集體議價提供了一個有保障的框架；三是通過社會保險法案，建立了第一個全國性的社會保險體系；四是通過稅收法案，恢復了再分配稅體系。這些社會政策較好地解決了嚴重的勞資矛盾，為美國經濟社會穩定發展提供了保障。

　　我國當前的勞動關系總體是和諧的，但也存在諸多不和諧因素。其中最大的一個問題是勞動收入占比不斷下降，目前已嚴重偏低。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勞動收入占比是不斷提高的。比如，美國的勞動收入占比從19世紀70年代的50%上升到20世紀80年代的74%，加拿大從20世紀20年代的55%上升到20世紀80年代的71%，英國從19世紀70年代的45%上升到20世紀80年代的66%。勞動收入占比上升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隨著教育培訓等的發展，人力資本水平不斷提高。人力資本是創新的重要源泉，如果其回報足夠高，就會激發創造性勞動；否則，就不利于創造性勞動的激發。我國最近30多年來，人力資本不斷增加，但勞動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斷降低，從1984年最高時的54%下降到2007年的41%。勞動收入占比的這種反向變化，意味著勞動沒有得到充分的回報。實際上，我國當前勞動關系的種種不和諧，一個基礎性原因就是勞動收入占比不斷降低。中國夢的實現有賴于創造性勞動的發揮，這要求理順勞動和資本的分配關系，給勞動以足夠的激勵，使人們能夠辛勤勞動、誠實勞動、創造性勞動。

　　努力使我國的勞動關系更加和諧

　　近十幾年，我國采取了很多措施推進和諧勞動關系建設，比如，加強法制建設，全面推行并鞏固完善勞動合同制，推進三方協商機制，建立健全勞動爭議仲裁制度等。這些措施保證了我國勞動關系的總體穩定，但還需進一步改進創新。

　　在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快速轉型的背景下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為實現中國夢奠定堅實基礎，需要加強戰略謀劃、實踐創新和工作統籌。一是可以考慮在全國人大層面設立勞動專門委員會，以更好地推動有關勞動問題的立法和執法。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加速時期，工人隊伍不斷擴大，勞動問題大量出現。在全國人大設立勞動專門委員會，有利于在法律制度上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二是進一步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確保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三是更加重視發揮工會的作用。工會的產生和發展是市場經濟的內在需求，沒有工會就談不上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因為在與資本的關系中，勞動者個體先天就處于劣勢，如果沒有工會這樣的組織，勞動者的合理合法權益就無法得到保障，從長期來看，資本的權益也會失去存在和擴大的基礎。應在實踐中進一步明確工會的角色和職責，更好地發揮工會在構建和諧勞動關系中的作用。一方面，繼續推進“兩個普遍”，進一步提高工會建會率，特別是對高素質勞動者和農民工占比較高的組織在建會方面給予更多關注；另一方面，努力使工會相對獨立于企業所有者和經營者，使工會更好地反映職工訴求，代表職工與雇主進行談判、協商。我國已建立了三方協商機制，政府、雇主組織和工人組織代表不同的利益主體，就涉及勞動關系的重大問題進行協商。還應進一步發揮社會組織和媒體的作用，監督和促進和諧勞動關系的構建。

　　（作者:賴德勝 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研究”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