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君琦

　　改革是制度創新的過程，其中既包括體制機制的創新，也包括生產要素配置方式的創新，這一過程就是對發展活力的釋放過程。行政體制是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體制的關節點，行政體制改革在我國整個改革事業中具有輻射全局、帶動各方、影響深遠的特點，在我國今后的經濟社會發展中，行政體制的改革和創新是改革紅利的重要釋放口。
　　釋放改革紅利，要對行政權力進行“拆、分、限”
　　行政體制改革實質是對政府職能、行政權力及其運行機制的改革。釋放改革紅利，就行政體制而言，必須對行政權力進行三臺手術，分別是“瘦身術”“分身術”和“健身術”。
　　一是“瘦身術”，就是放權，充分釋放市場、社會和個人的創造和發展活力。釋放改革紅利是一個減少交易成本的過程。現在很多權力集中在政府部門手里，要通過行政體制改革釋放紅利，就必須切實減少和放松管制，不斷向市場、社會和公民個人放權，更好地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更大范圍調動社會力量的積極性，更大程度上釋放社會公眾的創造活力。
　　首先，向市場放權，切實減少對市場的干預。行政審批過多嚴重影響市場機制的形成和市場主體的發育。有人作過統計，直到目前在中央政府層面的審批項目還有1000多項，而地方政府層面的審批項目則多達17000項。這些審批項目就像由政府伸向企業的手交織而成一張張無形的網，嚴重束縛了企業發展。2012年8月，順德作為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先行先試的試點，改革后“登記企業的數量增長了60%”。審批制度改革，關鍵是真正轉變政府治理理念和模式，理念不轉變，服務模式不轉變，取消審批項目也只能是避重就輕，甚至取消掉的項目也會以不同方式得到回潮。
　　其次，向社會放權，激發社會活力。向社會放權關鍵是要信任社會。向社會放權，就是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的，市場機制能夠有效調節的，行業組織或者中介機構能夠自律管理的事項，政府都應該退出。這是釋放社會發展紅利的必然要求。向社會放權，必須推進政社分開，逐步推進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把人事權、財權放給社會組織，取消行政級別，以改變行業協會商會行政化和“二政府”的傾向，增強其自主性和活力。
　　最后，向公民個人放權。釋放改革紅利和發展活力，歸根到底都是釋放生產要素的活力，其中關鍵是要釋放其中最活躍的因素——人的活力。通過不斷改革和完善戶籍制度、社會流動制度、公眾有序政治參與制度，等等，逐步向公民個人放權，破除束縛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的體制障礙，破除一切制約人的創造活力實現的體制束縛。總之，是讓一切正能量充分凝聚，讓一切創造紅利的源泉充分迸發。
　　當然，政府向市場、社會和個人放權，并不是說政府可以撒手不管，而是說政府部門要從指揮具體的社會事務中抽身，把主要精力放在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上。該放的堅決放下去，該管的切實管起來。放與管，就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要在放管有度、一弛一張中彰顯服務型政府的責任和管理智慧。
　　二是“分身術”，就是分權，充分發揮各種權力的行政效能。對行政權力進行合理劃分并使之相互制約，是公共管理的鐵律。如果說，向市場、社會和公民放權，是行政權力的“減肥”，是一種瘦身術的話，那么，行政體制改革還要來一個分身術，就是分權，就是充分發揮各種行政權力的行政效能。推進行政體制改革，釋放改革紅利，要求在三個層面推進行政分權：首先，在行政權力內部，建立行政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既相互分離、又相互制約的權力運行架構。這方面，國內外都有很多有益的探索和實踐，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次，在行政部門之間的權力分配上，形成權責一致的部門權力結構體系。權責不清必然導致有權有利的事爭著管，無權無利的事沒人管，嚴重影響效率。因此，必須通過厘清部門權力職責目錄，通過調整部門權力結構，通過分設、整合等方式，科學界定、合理劃分政府各部門職能，明確部門責任，確保權責一致。再次，在中央與地方關系上，形成一個權力均衡的權力格局。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大小相維、輕重相制，是一個國家政權穩定的關鍵，也是行政分權的一個重要方面。當前在中央與地方關系上，既有一些領域分權過多、集中不夠的問題，更有一些領域分權不夠、集中過多的問題，尤其是在事權與財權的劃分問題上，應適度向地方放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