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擴內需特別是充分釋放居民消費潛力，不僅是克服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有效路徑，更是中國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之舉。但消費促了多年，消費率卻始終徘徊不前，甚至有的年度還在下降。問題的癥結在哪里？什么樣的消費率是合理的？我們分別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山東大學消費與發展研究所所長臧旭恒和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服務經濟產業研究中心主任王雪峰三位專家進行了探討。

　　中國消費率緣何徘徊不前？

　　記者：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消費能力和消費水平穩步提升，消費年均名義增長率都在15%以上。但放在國民經濟結構的背景下考察，消費增速則明顯低于投資和GDP增速，表現為消費率的長期波動不前，2000年以來更是呈下降態勢，消費率從2000年的62.3%降到2011年的49.1%，居民最終消費率從46.4%下降到35.5%。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投資率從2000年的35.3%飆升到2011年的48.3%。是什么因素導致了這種變化？

　　馬曉河：收入是決定消費能力的根本因素，消費率和投資率的一升一降應當主要從收入分配方面找原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斷向政府和企業傾斜，居民收入比重不斷下降。經再分配調整后，政府和企業收入占比由1992年的33.69%上升到2010年的46.66%，居民收入占比則從66.31%下降到53.35%。在社會經濟運行中，地方政府和企業是投資生產的主體，居民是消費的主體。政府和企業收入占比不斷提高、居民收入占比不斷下降必然在結構上引起投資率的上升和消費率的下降。

　　再從居民內部收入分配來看，收入分配政策總體上有利于高收入群體、不利于低收入群體。根據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資料推算，2000年到2011年，城鎮居民中20%的高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4.16倍，而20%的低收入家庭只增長了2.79倍。我們知道，不同收入群體的消費傾向有明顯差異，調查顯示2011年城鎮高收入家庭的邊際消費傾向只有53.1%，而低收入家庭則高達90.3%。因此，高收入群體收入水平越高、收入增長速度越快，就越容易轉化為儲蓄和投資，不利于促進消費。

　　記者：相關研究表明，自1990年以來我國居民儲蓄意愿增加，平均消費傾向持續下降，這既緣于收入水平的變化與分配差距的擴大，也和轉型期所帶來的不確定性相關。比如，人們在醫療、衛生、教育、養老等方面的預期支出壓力較大，導致預防性儲蓄增加。特別是房地產價格高企，使得人們不得不抑制即期消費以滿足居住需求。但當我們將視角擴至世界范圍時，就會發現，消費率的波動下降并非“中國特色”，而與一個國家的發展階段息息相關。

　　馬曉河：確實，我們對世界24個大國1970—2003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從500到5000美元的發展歷程進行了研究。這些國家的消費率都經歷了長期下降的過程，而且也都會再進入逐步提升的階段。多數國家在人均GNP3000美元左右（當年價格）時迎來拐點期，但亞洲國家一般是在4000美元之后才出現拐點，而東亞國家則會更晚一些，日本、韓國投資率和消費率的轉換都是在恩格爾系數下降到30%以后、第一產業比重降到10%以內、城市化率提高到70%以上時發生的。綜合分析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以及文化觀念、人口結構等因素影響，我國消費率開始上升和投資率開始下降的時段，應該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5000美元以后出現。也就是說，目前我國正處于消費率提升的拐點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