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對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思考

在簡單回顧中美關系定位的演變，特別是中美探索建立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的曲折經歷后，我們可以對當前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提出如下思考。

第一，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是過去40多年中美探索和創新相處之道的邏輯延伸和必然結果，并非中國領導人的突發奇想。其中就包括了中美建立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這一不怎么成功的嘗試。事實上，當年的中美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和如今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作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前身”，中美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所強調的不對抗、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等特點均為前者所繼承。不同之處在于兩種新型大國關系提出的背景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當美國率先向中國提出建立戰略伙伴關系時，美國是希望結束中美關系“零碎化”的狀態，使雙邊關系進入一個長期穩定發展的軌道。而且當時美國是無可爭議的全球超級大國，中國只是若干個地區性大國之一，“中國崛起”這一命題還沒有被正式提出。但如今“中國崛起”已不再只是一種趨勢，而是活生生的現實。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爆發沖突甚至戰爭的“歷史鐵律”正擺在中美兩國的面前。因此，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最重要任務就是防止兩國走上歷史上大國沖突的老路。

第二，國家間關系定位的表述體現了彼此的戰略認知和關系的緊密程度，但也不能僅僅拘泥于字面的含義。相比“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建設性合作關系”和“合作伙伴關系”當然是明顯的退步。但是，21世紀的中美關系總體上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目前中國是美國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美國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從2006年第一次戰略經濟對話至今，兩國貿易額已經從2676億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近5000億美元。現在，中美之間每24分鐘就有一個航班起飛，每天大約有一萬人往來于太平洋兩岸。中國在美留學生約19.4萬，美國在華留學生約2.6萬。更重要的是，中美高層往來非常頻繁，兩國已經形成了幾乎無所不包的全方位的對話機制網絡，對話議題除了雙邊關系，已經覆蓋幾乎所有重大的國際和地區議題。這在1997年兩國決定建立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時恐怕是難以想象的。因此，既然中美對于“戰略伙伴”這個概念存在較大分歧，那么就不必執著于這個特定的詞匯。新型大國關系這個命題本身就極具開放性、創造性和靈活性。

第三，同中美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一樣，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也是一個兩國共同奮斗的目標，而不是中美關系的現實。上世紀90年代上半期，中美關系因人權、貿易、防擴散、臺灣等問題而不斷震蕩，于是有了旨在穩定中美關系的“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這個長期框架和指導原則。后來被有些人批評起點太高，不切實際。奧巴馬上臺后中美關系呈現高開低走的態勢。2010年以來，圍繞涉臺涉藏問題、朝鮮半島局勢、南海問題等，中美關系連續出現緊張局面。中美難免一戰幾乎要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在這種情勢下，中國主動提出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是非常及時的。

但需要強調的是，中美對這種新的大國關系模式的認知是有明顯差異的。相比中國喜歡先確立宏觀關系和討論原則方向，美國更希望看到合作成果，解決具體問題。比如，奧巴馬在與習近平舉行莊園峰會時強調“探討構建在互利互尊基礎上的國與國之間新的合作模式”，有意與“新型大國關系”這一表述拉開距離。在前不久結束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代替美國國務卿克里出席的副國務卿伯恩斯雖然接受了“一種新的關系模式”（a new model of relations）的提法，但是將中美莊園峰會的成果概括為“一種積極的，成果導向的伙伴關系”（ positive and results-oriented partnership）。為此他將朝鮮半島問題、伊朗核問題、敘利亞問題、阿富汗問題、氣候變化問題、航海自由問題，甚至人權問題都提上臺面，希望中國予以合作。也就是說美國對于咬文嚼字沒有太大的興趣，它關心的是更強的合作意向和更多的合作成果。

美國參議員納恩在總結1997年上半年的美國對華政策大辯論時曾經做出這樣一個結論：“美中兩國現在被一張密密的利益網交織在一起，這些利益有一部分是相同的，一部分是相悖的。正因為承認了這一現實，現在在華盛頓以及美國人民中正慢慢地在對華政策上形成了一種新的、但是非常脆弱的共識，既反對對中國持敵對態度，也反對熱情接受中國的條件，而是謀求同中國進行合作，同時現實地接受在價值觀和利益方面存在的分歧”。可以說，納恩的判斷在今天仍不過時。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還在構建之中，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們對困難要有足夠的估計，對于中美關系的起起落落仍然要有心理準備。 （光明網記者蔣正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