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階梯式定價機制更好發揮作用

　　不過，在從傳統的統一定價方式向階梯式定價方式的改革過程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如何讓階梯式定價機制真正發揮調節收入分配，并保障民生的作用，而不是僅僅停留在“調價”的層面。

　　事實上，對于這一點，在歷次的價格調整中都有注意，譬如，本次的水價調整方案中介紹，“第一、二級水量分別覆蓋85%、96%的居民用水量”，其意思是，相對于原來的價格水平，僅有15%的用戶因其用水量超過第一級的規模而受到影響，另外僅有4%的用戶會觸及第三個檔次的最高價。這樣的水價調整方案理應不會波及大部分的城市人口，給普通城市居民帶來額外的負擔。然而，問題的復雜性在于，根據歷史消費水平確定的第一級用水或用電量水平能否在未來確保絕大部分居民負擔水平不變？

　　其一，在未來，根據到2020年居民收入翻番的規劃，從現在開始到2020年間，居民收入將至少保持7.3%左右的增幅，這意味著，隨著居民收入的增長，居民各方面的消費都會有所增長，而水電等都是最基本的消費品，未來在用量上出現增長是沒有意外的，即便是以7.3%的最低水平增長，想必很快便有大量的居民進入到第二級乃至第三級的區間中。在此情況下，如何才能確保一般收入居民在增量的基礎上繼續維持其第一級的價格水平，而保障其用水或用電的基本民生權利呢？

　　其二，除了收入水平增長會帶來水電使用的常規性增長外，還有一些突發性因素會帶來用水用電的激增。其中與水電用量最為密切相關的因素便是環境的變化，譬如高溫。高溫效應無疑會使居民水電等用品較為容易地突破以歷史常規水平計算出來的第一級用量，其結果也便無法確保第一級用量覆蓋大部分的居民的階梯式價格改革初衷，實際上，這也就是為何上海作出決定推遲執行用水價格調整的原因所在。

　　可引入“收入水平指數”“環境變化指數”

　　當然，就更大的范圍而言，夏天的高溫僅是其中的一種環境變化而已，還有譬如反常的寒冬、干旱、內澇乃至地震等自然災害以及重大的突發環境污染事件，也都會對居民的用水或用電行為造成干擾，使其高于常規水平。對此，歷史消費水平顯然也無法再有效地涵蓋大部分居民的用量。此外，相對于用水，高溫等環境變化對居民在用電支出負擔上的影響顯然更加突出，但由于電力價格調整已經于去年7月開始執行，現在已經無法再推遲執行。就此而言，僅靠“推遲”實則無法在真正意義上解決環境變化對民生保障的負面影響。

　　基于以上兩點原因，就民生保障的長期性而言，可否在現有階梯式價格機制的基礎上引入諸如“收入水平指數”或者“環境變化指數”等參數來調節不同階段各區間用量的水平，以保證絕大多數居民能否不受第二或第三級價格的影響，如果做到這一點，公眾無疑將更有理由為這樣的政策叫好。

　　（作者為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志青）

　　原標題 [由延期水價調整“戰高溫”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