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持續快速增長，經濟總量基數擴大之后，增長速度減緩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今后若以年均7%左右的速度實實在在、沒有水分地增長，我國經濟增長就仍將位居世界經濟大國前列。但受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發達國家經濟普遍陷入“黑洞”的影響，我國經濟下行的壓力也不可忽視。在這種情況下，改革成本的控制和降低問題就更加突出和迫切。在正常條件下，成本最小化就是紅利最大化。改革成本就是為改革投入的財力物力和社會所付出的代價之和。改革成本有經濟成本和社會成本之分，二者又分別包括必要成本和過度成本兩部分。如，在讓一部分地區先發展、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情況下，出現地區間、城鄉間、人群間差距拉大，是不可避免的代價和必要的成本；但如果差距過大又長期得不到解決，超出了必要成本，就是過度的成本。再如，工業化、城鎮化建設的征地拆遷和生態環境受影響等的付出是必要的成本；但如果出于“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的需要而大手大腳、大拆大建、大破大廢地妄為所造成的糟蹋和浪費，就成了過度的成本。只要把這類過度成本控制住，改革紅利就會等比例增加。所以，改革還有很大的紅利空間可開掘。

　　“掌門人”需要轉變職能

　　黨的十八大報告在指出我國各項事業發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也指出前進道路上還有不少困難和問題，其中包括“社會矛盾明顯增多”的問題。為什么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了30多年，社會矛盾卻明顯增多呢？這是亟須全黨全國上下求索、各負其責予以解決的問題。各級政府是掌管改革這把金鑰匙的“掌門人”，自然是領導和統籌解決這個復雜問題的希望所系、關鍵所在。根本解決這個問題的路線圖無疑是：萬眾一心堅持改革，控制改革成本，擴大改革紅利，更多惠及民生。為此，各級政府需要按照已確定的改革方案，加快厘清和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當務之急，是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加快以下兩方面的職能轉變。

　　凡是“市場能辦的，多放給市場”。如金融問題，就可以更多放給市場。金融是市場經濟的血脈，現代金融體系健全豐盈，市場經濟運行就暢通活躍。按照“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的要求，今后在繼續加強中央銀行主導和國有銀行為主體的條件下，應兼容和鼓勵民營金融機構的建立和發展。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已超過2/3，如此規模的經濟主體正當渠道的融資都須仰賴國有銀行，這與基本經濟制度要求的“共同發展”不相適應。容許民營金融發展，就能盡快解脫國有銀行背負民營企業融資難的責任，也可以打破金融壟斷的壁壘，遏制影子銀行的斜出，有利于規范金融秩序，進一步激發金融業的活力，有效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繁榮發展。

　　凡是“社會可以做好的，就交給社會”。政府應將經濟發展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工業化和城鎮化、就業機會創造等方面的投資與創新主體責任交給社會承擔，由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負責。“眾人拾柴火焰高”。只要千千萬萬個社會經濟主體積極行動起來，經濟社會就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發展動力，就能持續不斷地蓬勃發展。政府之手重在把握經濟全局、洞察運行景氣、完善基礎設施、進行總體規劃和統籌安排，營造綜合協調、均衡持續發展的良好環境，起到保護傘和推進器的作用。

　　實現這兩方面的職能轉變，政府就可以減少承擔過多經濟職能的壓力，集中力量“管住、管好它應該管的事”，服務型政府和公共財政建設也可以更快更好地推進。惠及民生、增進和諧，社會矛盾就會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逐步減少，達到改革成本最小化、紅利最大化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