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呂 鐵　中國社科院工經所

　　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第三次工業革命悄然而至。像歷次工業革命一樣，第三次工業革命將從根本上改變現有的生產方式和產業組織形式，改變國家間的比較優勢條件和產業競爭的關鍵資源基礎。這將深刻影響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演進的路徑和進程，對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構成巨大挑戰。

　　一是現有的比較成本優勢加速削弱。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到來，在新的制造模式和組織形式下，生產過程使用的勞動力將大為減少，制造業的競爭優勢來源將不再是同質產品的低成本價格競爭，而是如何利用先進制造技術向市場提供價格合理、質量優越、性能穩定且更具創意、更個性化、環境更友好的產品。加之，目前我國勞動力、土地和環境等要素成本已進入加速上升期，由此將會導致我國的低端要素比較成本優勢加速削弱。而發達國家固有的技術、人才等高端要素的比較優勢則得以強化。因此，在新工業革命背景下，國家間比較優勢格局的變化將使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面臨更大的路徑選擇風險。

　　二是新興產業發展面臨的國際競爭壓力加大。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各發達國家都將產業政策重點聚焦于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產業的發展。發展新興產業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通過加強研發提供足以支撐新興產業發展的核心關鍵技術，二是要存在對新興產品的領先市場需求。總體上看，美、歐、日等發達經濟體的新興產業發展面臨的技術供給和領先市場需求條件明顯優于中國等新興工業國家。為了應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發達國家政府從技術、制度和組織等方面加快了新興產業的發展部署，把新興產業發展作為推動新工業革命的戰略重點，并強化其在全球新興產業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這無疑會進一步加大我國新興產業發展面臨的國際競爭壓力。

　　三是適應新技術經濟范式的制度創新和管理變革能力薄弱。從前兩次工業革命看，技術經濟范式的更迭不僅是制造技術的變革，更是與這些技術相適應的企業管理方式和社會制度基礎的變革。同樣的，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理解也不應局限在技術基礎、生產方式和產業組織形式的變革方面，更深層次的是制度的創新和管理方式的變革。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大規模定制、社會化生產、平臺型企業、網絡化組織、開放式創新等更為普遍，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互動更為緊密，對市場需求的快速反應更為重要，創新型中小企業的作用更為突出，這些變化都將對制度創新和管理變革提出新的要求，也對我國目前相對薄弱的制度創新和管理變革能力構成現實挑戰。

　　第三次工業革命在帶來挑戰的同時，也將為我國把握新一輪科技和產業發展先機提供契機。就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而言，第三次工業革命同樣帶來了趕超發展的“機會窗口”。

　　其一，有利于促進二、三產業的深入融合。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到來將進一步加深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趨勢。信息技術向工業、服務業全面嵌入，以及制造技術的顛覆性創新將打破傳統的產品生產流程，制造業和服務業不僅在產業鏈上縱向融合，產業鏈本身也將重組，產品從設計、生產到銷售的各個環節都需要實現二、三產業的深入融合。同時，二、三產業在地域上將呈現聚集的趨勢，中國城市人口多、消費需求旺盛，將有助于未來不同層次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中心的持續形成。

　　其二，有利于催生新的產業群體和經濟增長點。與前兩次工業革命不同，第三次工業革命不僅會引起工業領域的重大變革，還會影響到服務業領域，催生新的服務業部門，二、三產業融合也將產生眾多新的業態。未來工廠的生產環節將需要極少的一線工人參與，大部分就業集中在研發、設計、采購、營銷等制造業相關服務業。

　　其三，有利于加快傳統產業的創新驅動和轉型發展。一方面，新技術、新工藝將大量應用于傳統行業，大幅提升傳統產業的技術含量和生產效率，激活傳統產業改造升級的內生動力。另一方面，一些傳統產業將轉型升級為使用新技術、采用新生產方式、滿足新市場需求的新產業。

　　其四，有利于緩解日益趨緊的要素約束。第三次工業革命將催生一大批圍繞信息技術、新制造技術、新材料技術的新興制造業，其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結構非常適合城市的資源供給特征。這些行業以設計、技術、創意的輸出為主，不需要大規模的制造過程，對土地和空間的需求少，屬于勞動集約型和土地集約型行業；產品價值和特征由技術和個性化決定，屬于人才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行業；在要素投入中，智力投入比重高，產品大多是實物與服務的結合，實物生產部分模塊化、標準化程度高，對資源能源消耗小，排放也少，屬于資源集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行業；制造過程大量應用信息技術，生產組織更加科學，屬于物流節約型行業。這些新興產業的發展和壯大也有助于中國制造業突破日益趨緊的要素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