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不是民主的全部，但相對自由地選舉，確是民主的核心內容，正如亨廷頓所言，“選舉是民主的本質，從這一本質中產生民主制度的其他特征。”基于建設社會主義高度民主法治國家的政治目標，自1998年以來，我國法律把民主選舉置于四項村民自治原則的首位。但就實踐而言，民主選舉這一原初設計在我國鄉村自治的運行并不樂觀：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因不良競爭滋生了賄選流弊，同時，在廣大欠發達地區，村民對待選舉普遍持消極冷漠態度亦很突出，以致許多地方出現選舉大會難以召集，村干部分頭抱著票箱上門討票的怪事。毋庸諱言，村民選舉冷漠凸顯出一些地區鄉村選舉質量的偽劣，對此，國人絕不可忽視。而若要破解這一難題，首先需要找出其行為背后潛藏的邏輯。

　　民主選舉制度的不完善降低了村民對投票選舉的功效感

　　人類的任何行為都存在效能問題，民主選舉也是如此。如果人民的選舉權是充分的，能夠真正表達自己的意志，那么民主選舉的效能便是顯著的；反之，民主選舉的效能便遭到極大削弱。在鄉村自治尤其是在村委會的選舉中，候選人的提名無疑是關鍵，這一環節決定了未來選舉的范圍和對象。如果村民缺乏直接提名候選人的權利，自然就降低了村民選舉的自由度和選舉效能。

　　我國村民自治以來的法律政策變遷，表明高層立法者不斷提高村民選舉效能的立法取向。1987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沒有規定村民直接提名村委會候選人，因此，各地在選舉中都采取村黨支部提名村委會候選人的做法。但實踐中，一些地方在村民的要求下，突破法律對村民民主選舉權的限制，創生出村民直接提名候選人（海選）的新方式。199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修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時肯定了農民的創新行為，在法律條文中明確規定：“選舉村民委員會，由本村有選舉權的村民直接提名候選人。候選人的名額應當多于應選名額。”這是我國法律制度的一大進步，也是對村民要求充分選舉權的客觀尊重和理解。

　　但是，文本之上的法律到其貫徹落實，往往還存在較大的距離。自1998年法律頒布以來，村民直接提名村委會候選人得到貫徹的，只是一些毗連城市工商業發達的村莊。這些村莊并存著傳統精英和新生精英兩種勢力，后者由于歷經市場經濟的洗禮，擁有較多的經驗和實力，會利用村民直接提名候選人的法律支持挑戰前者，于是便出現了村委會主任選舉中“龍虎相爭”的局面。而新生派一旦競選為村委會主任，就往往與傳統勢力的代表者村黨支部書記形成對立，出現“兩委矛盾”。

　　“兩委矛盾”曾被社會過度關注，但實際上，在許多欠發達地區并未落實村民直接提名候選人制度，“兩委矛盾”僅為個別現象，并不具普遍性。據調查，目前我國不少鄉村在村民委員會選舉時，一般采取兩種候選人提名方式：或沿襲1998年以前的舊辦法，由村黨支部直接提名村委會候選人，上報鄉鎮黨委認可后再送選舉大會投票；或召開村民代表會議提名村委會候選人，本質上往往是原有黨支部（書記）提名候選人的翻版，因為村民代表由村民小組長指定，村民小組長是村黨支部指定，村民代表對黨支部是服從關系，再加上舉手表決沒有絲毫隱秘性，反對者不愿冒險得罪現任，因此，在村民代表會議上提名下一屆村委會候選人時，村民代表往往心照不宣。

　　由于在候選人產生的環節缺乏公開競爭，勢必影響到以后投票競選村委會時的公正。待大局已定，至于投票方式及過程是否規范科學倒顯得無關緊要了。由此可見，目前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違背法律規定采取或變相采取黨支部提名候選人的方式，直接影響到村民投票的積極性。

　　村莊精英的缺失使村民因缺少優質選項而失去投票的價值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除了傳統精英外，還萌生了當代新生精英。傳統精英多是舊體制下的產物或其衍生，他們長期占有資源優勢，把持著鄉村的話語權。固然不能片面否認他們的歷史功績，但就當前我國政治經濟轉型的角度而言，傳統精英的缺陷在于：人口偏老齡化，文化程度不一，缺乏農業現代化的意識和素養，并且由其壟斷的鄉村資源不能有效整合、分配，對新農村的發展形成了阻礙。反觀新生精英大都經過市場的歷練，務實沉穩、眼界開闊、思維活躍，他們多是通過踏實的務工經商取得成功，但囿于本土政治經濟發展空間所限，很多都流向城鎮。以上兩類精英雖然并行卻不交集，各自擁有自己的機會空間。

　　然而，新生精英的流失可能導致選舉失去競爭的基礎。即使鄉村黨政組織提出新的黨支部書記與村委會主任候選人，相較原任無疑缺乏競爭實力。這導致村民投票時缺乏更優質的候選人選項，唯有抱著息事寧人的心理，把選票投給原來的干部。正如筆者在河南南陽訪談過的一個老黨員所說：“反正也沒有更合適的候選人，支部書記差額中的那個人也不見得比原來支書好到哪里，選誰都一樣，既然原來的支書無功無過，何必得罪人呢！”如此，在中西部欠發達地區便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在缺乏新生派參與和制衡、缺乏競爭性選舉的村莊，盡管村官們缺乏帶領村民致富的愿望和能力，卻都能長期任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