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利益格局，需要立法執法。如果我們的城市以自我利益最大化為目標，而忽略農業轉移人口群體的利益，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就不可能最大化。要打破現實利益格局，首先，必須要在法律上理清并確認市民化的社會成本與社會收益，既要看到成本，也要看到收益。第二，以立法形式，使社會和經濟資源的配置分散化、市場化。一線城市和省會城市之所以吸納農業轉移人口多，城市病突出，不堪重負，關鍵在于行政權力的集中導致經濟和社會資源的壟斷。中國最好的教育、醫療、文化、體育等社會服務資源，幾乎都集中在一線和省會城市，而眾多三線、四線和中小城市缺乏就業機會，難以安生立業。第三，最重要的，是執法，而且不是選擇性執法。應該說，中國的法律體系已經相當發育，勞動法、義務教育法、社會保障等，均有明文規定。但是，一些城市和決策者選擇性執法或規避一些法律，使法律得不到有效實施。如果壟斷型國有企業的性質是全民所有的話，那么其工資收益不應與國民平均收益差距太大；如果儲備的國有土地是國有的話，其收益用于市民化的保障房建設，可以彌補大量資金缺口。
潘家華表示，改革開放后，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安排，城市獲取農業轉移人口的各種直接和間接收益，忽略或拒絕認可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收益，極大地阻礙和延緩了市民化的進程，不斷積累并放大巨大的社會、經濟和環境代價。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他們需要的，是基本的住房、教育、醫療、政治、勞動權益和均等的機會。于社會，于經濟，農業轉移人口的收益遠大于成本。（方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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