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各地如火如荼地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之際，一股涌動的“逆城市化”暗潮在我國東部一些發達地區悄然出現。據報道，當前的土地制度使得農民難以真正“走出去”和“留下來”，在一些地方的戶籍改革試點中，甚至出現了原有城市戶籍人口希望換成農村戶籍的“逆城市化”現象。

　　此現象一經報道，立即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關注。但筆者認為，當前我國部分地區出現“非轉農”現象，并非真正的“逆城市化”，而是一種隱藏在戶籍制度以及土地制度利益背后的假象。因為這種現象背后的驅動力，既不是城市功能自我優化的必然沖動，也不是鄉村真的就比城市更優越、更方便、更宜居，而只是一種基于現實利益的無奈選擇。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假象？這種假象背后又掩蓋著什么樣的現實問題？通過對其背后的三類“被動主體”進行分析，我們便可探知一二。

　　其一是“農轉非”的農民。雖然這些年不少地方在探索“積分入戶”、“宅基地換房”、“承包地換社保”等戶籍制度改革，但只改變戶籍、未改善生活居住條件和福利水平的“空轉”現象仍然普遍存在。一邊是城市生活成本的昂貴和社會保障的缺失，一邊是愈發可觀的征地補償和集體經濟的股份分紅。不難理解，農民為什么會選擇留戶籍、留土地，把寶押在農村。但是，如果他們一只腳剛踏進城市門檻又抽回來，那么“農民工市民化”這一新型城鎮化的核心將很難做實。

　　其二是“鯉魚跳龍門”的農家子弟。戶籍門檻的掣肘、升學就業的不公和入不敷出的現實，使得部分農家子弟一讀完大學，立即成為大城市的“棄兒”，“非轉農”回到故土就成為了他們無奈的選擇。固然，這些年輕人是經過了權衡利弊的考量，但這種由城鄉二元體制造成的被動“非轉農”，還是會刺痛那些夢想“鯉魚跳龍門”的農村孩子的心，并且有可能會激化當前本已尖銳的社會不公矛盾。

　　其三是鉆政策漏洞的“偽農民”。在一些城郊，一紙農民“名分”，關系到巨額“錢途”。為了擠占農村居民的既得福利，部分城鎮居民不惜鉆“非轉農”政策的漏洞，搖身一變變成農民。這些“偽農民”之所以回流農村，并非想服務并致力于新農村建設，而是妄圖以戶口作掩護在土地政策補償上獲利。顯然，這種赤裸裸的逐利行為不可避免地會侵害并擠占農村居民的既得福利。

　　雖然，以上三種主體的“非轉農”行為只是“逆城市化”的一個假象，但也給我們敲響了警鐘：讓農民變市民，只是城鎮化建設過程中打破城鄉戶籍分割的第一步，而大城市與小城鎮之間的福利不均、二元體制下土地制度的藩籬、或明或暗的就業歧視，依然阻礙著勞動要素的自由流動。倘若任其發展，對其背后的現實問題熟視無睹，很有可能會把新型城鎮化這一激活中國活力的重大舉措帶入歧路，甚至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過去數年間城鎮化的成果，導致更加嚴重的城鄉割裂。

　　因此，在城鄉“二元結構”壁壘沒完全打破、各種保障制度沒完全建立之前，我們在推進城鎮化建設的同時，首先應該思考一下：如何給進城農民找到一種建立在土地、宅基地基礎上的保障“替代品”？如何給農家子弟提供一個向上流動的機會和途徑？如何通過規則設計堵塞制度漏洞，從根本上杜絕與農民爭利的“偽農民”。或許，這才是當前新型城鎮化最為緊要的應對之策。（袁賽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