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貴州省每年拿1億元做貸款貼息，幫助和鼓勵農戶用來發展產業。銅仁市市長夏慶豐告訴記者，現在全市已有6個縣先后與國開行貴州分行簽訂合作協議，陸續發放貸款9.63億元，其中印江自治縣通過財政扶貧資金600萬的貼息，撬動1.2億元貸款資金的投入，放大了20倍。

　　扶貧金融合作不是簡單地發放貸款和兌現貼息，而是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政府“一頭熱”的扶貧模式，把金融部門和貧困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調動起來，形成“銀政企農”共謀脫貧致富的扶貧開發局面。

　　再次是創新了政策設置和干部考核機制。“摘帽不摘政策”切實改變了“等、靠、要”心理，改變了小富即安、不富也安、爭戴“貧困帽”的惰性思想。

　　《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完善有利于貧困地區、扶貧對象的扶貧戰略和政策體系，并從財稅支持、投資傾斜、金融服務、產業扶持、土地使用、生態建設、人才保障和重點群體等8個方面進行了政策設計。

　　對于貴州省來說，最大的創新在于實施的“摘帽不摘政策”。長期以來，各地爭當“國貧縣”的怪事不絕于耳，究其原因就是這頂貧困帽子所附著的一系列利益。為了徹底改變這種思想，貴州省2011年出臺相關政策，國家級重點貧困縣、貧困鄉“摘帽”后，不僅原有扶持政策不變，財政扶貧資金安排在總量上還以10％的增幅逐年遞增。并從“摘帽”當年起至2018年，貧困縣每年獎勵1000萬元，一類、二類、三類貧困鄉分別獎勵100萬元、50萬元和20萬元，各類獎補資金用于扶貧開發新建項目或后續鞏固提高工作。

　　同時，對干部的考核也要實行扶貧導向考核機制。貴州省扶貧辦政策法規處調研員余歡告訴記者，貴州省對貧困縣的考核，與同步小康創建指標相銜接，通過三年連續扶持，試點縣扶貧開發取得重大進展，實現“減貧摘帽”或率先達到小康縣標準的，其黨政主要負責人優先提拔使用；對扶貧工作無明顯起色，群眾滿意度不高的，其黨政主要負責人嚴格按組織程序問責。

　　啟示：

　　資金、財物是固定的，體制機制的創新卻有無限活力，帶來無窮的遞增。我國扶貧工作開展了幾十年，從最初簡單地給錢給物到如今多樣化的支持體系，各地也進行了許多卓有成效的探索。但是，來自各方的扶貧資源怎樣進行有效整合，發揮更大優勢？深度貧困問題如何解決？民生問題怎樣與產業興起、區域發展共生共贏等等，還有很多問題需要從深層的體制機制上加以解決。

　　從上到下濃厚扶貧氛圍已經形成——

　　體制機制的創新為個體的自我發展理順了通道，貧困人口、扶貧干部、社會各方幫扶力量等，處在不同位置的主體都找到了自己的坐標和希望，積極性被極大激發，同心協力投入到這場扶貧攻堅大會戰中來

　　“那時候，扶貧項目不好實施。有時候打躬作揖要來的項目，還得求爺爺告奶奶地實施下去。”一位扶貧干部真實形容了以前扶貧項目實施的窘境，“農民長期的生活習慣要改變并不容易。”

　　經過多年的持續扶貧，如何更好地調動各方積極性，提高貧困資金使用效率正越來越受到關注。貴州省體制機制的創新激發了“人”的內生動力，不論貧困人口、扶貧干部，還是社會各方幫扶力量，在這場扶貧攻堅大會戰中都找到了自己的坐標和希望。

　　37歲的苗族大嫂龍芳每天穿上美麗的苗族服裝到“中國苗王城”旅游景區上班，她現在的職業是一名導游。她告訴記者，以前每天要一大早起來，背個背簍上山砍柴、下地種田，又累又掙不到幾個錢。現在她當導游，丈夫在景區下游劃船，日子過得好多了。

　　看得見的鈔票攪動了苗寨鄉親發家致富的激情，現在，就連78歲的苗族老大媽龍滿蓮，也守在景區門口賣新鮮花生，旺季一天也能賣一兩百元呢。

　　而對各級扶貧干部來說，考核機制的改變也大大激發了他們的積極性。把脫貧人數當做考核指標，而不是GDP，就從根本上確立了各級干部工作的扶貧導向，把貧困地區干部的主要精力引導到扶貧開發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