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前面提到，在探索如何將十月革命經驗和中國社會狀況結合起來的人中，真正系統解決的是毛澤東。您能談談毛澤東的貢獻嗎？

　　邢賁思：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偉大成果就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方面的第一個貢獻是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開創了一條帶有中國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第二個貢獻是在民主革命當中，他提出了比較系統的理論綱領路線，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從分析社會性質出發，指出中國的社會不是封建社會，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革命的性質是徹底的反帝反封建，不是反對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而這個革命只能夠由無產階級來領導，因為資產階級軟弱且容易動搖，大革命的失敗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第三個突出的貢獻就是在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領導中國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些是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的主要貢獻。當然毛澤東的這些理論貢獻和在理論指導下的偉大實踐是全黨智慧的結晶，但是他確實在理論的創建過程中起了最核心的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報》：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繼續在實踐中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當時的具體情形是怎樣的？

　　邢賁思：解放后，毛澤東把新民主主義理論進一步擴展，提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需要一個過渡時期，不能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不能馬上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個時期的社會多種經濟成分并存，不可能馬上建立一種單一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過渡時期的主要任務是“一化三改”——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以及國家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毛澤東解放以后第一個大的貢獻。第二個大的貢獻就是在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報》：有一種觀點認為，毛澤東好像只講階級斗爭，不重視經濟建設、不重視發展生產力。您怎么看？

　　邢賁思：這不符合事實。針對這種觀點，我們需要考慮毛澤東當時對蘇聯經驗的看法。雖然我們曾經很大程度上模仿了蘇聯，蘇聯經濟模式對我們也有很大的影響，但是毛澤東還是有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他發現了蘇聯模式的弊端，特別是體制方面的弊端，所以他提出要以蘇為鑒。1956年的《論十大關系》、1957年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都是在看到了蘇聯的弊端以后，經過他自己思考提出的新的重大理論。所以當時毛澤東是處在矛盾的境地中，一方面他對國內外的階級斗爭形勢估計得過分嚴重，另一方面他也知道應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進一步向前推進，也在不斷摸索。而且同時認為應該以蘇為鑒，不要完全借鑒、重蹈蘇聯覆轍，所以我們現在的提法叫做艱辛探索。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次飛躍都不是偶然

　　《中國社會科學報》：毛澤東逝世后，關于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究竟向何處去有一個很大的爭論。

　　邢賁思：是的，毛澤東對中國的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但晚年的錯誤也十分嚴重。所以當時就要有人敢于糾正毛澤東的錯誤，這個人就是鄧小平。他既破除了對毛澤東的迷信，又保護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在關鍵時候挽救了黨。同時他領導全黨、全國人民拋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方向，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實行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需要有一個新的起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不是廢除毛澤東思想，而是在其基礎上向前發展。所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兩次理論飛躍的出現都不是偶然，都是屬于當時社會實踐的需要。

　　《中國社會科學報》：鄧小平開創的這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如何繼承和發展的？

　　邢賁思：這就是由新一代國家領導集體來解決了。我認為江澤民在這點上有一個了不起的貢獻，即他非常明確地要把鄧小平開創的這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承下來、發揚光大。另外，他在繼承鄧小平理論的同時，對發展和改革兩方面的內容都有創新。他強調要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把我們黨的執政地位和經濟社會發展的任務結合起來了。在改革方面，他在繼承鄧小平理論的同時，明確地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黨的十四大在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的指引下做出的一個重大決議。此前，市場和計劃的關系鄧小平曾有多次論述，但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是江澤民領導下的十四大。另外，他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實際上把我們黨執政最主要的內容確定下來了，就是發展經濟、發展文化、維護和實現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實際上是后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所提出的“四位一體”、“五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布局的一個雛形。就是我們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建設要包括經濟、文化、民生。另外江澤民還在黨的十五大報告里明確提出依法治國。在黨的建設方面他的一個新的貢獻就是強調黨的建設不但要注意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而且要提高黨的執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