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02年，留日學生楊度就曾在與日本學者的對話、辯論中，反思了我國國民“缺德”的根源，楊度認為國民的劣性，來自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奴隸性”。他說：“損人利己。為吾國今日社會之積習。先生所論公德之教育，實為對癥進藥。然此等根性從何而來？實亦其奴隸根性之幻象使然也。”

　　“如果拋開公民教育，片面地展開在公共領域中舉止、規范方面的道德教育，其效果將是非常有限的。”檀傳寶表示，“對這個問題，一百多年來，很多學者也一直在呼吁。”

　　從梁啟超到陳獨秀，一百多年來，一直有學者在呼吁公共道德教育時，提出這樣一個關鍵性的指導思想：以公民取代臣民。

　　檀傳寶解釋說，一百多年來，呼吁建立公共道德的學者們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只有國民成為公民，成為國家的主人，才會更加自覺地履行規范、承擔責任。

　　從根本上說，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更是現代化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在現代化社會中，能否建立起健康的公共道德，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權利與義務的平衡，取決于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如果國民只能被動地按命令要求遵守規范，自然會有很多不滿情緒。而在一個缺少公平正義、并滿懷怒氣的社會中，高水平的公共道德自然無從談起。”

　　新中國成立以后，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建立起來，從理論上說，人們當家做了主人。然而由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條件的制約，諸多社會制度安排仍然有待不斷改進，因此國民的公共意識、公共道德水準還差強人意。

　　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在市場經濟的洗禮下，我們暴露出了越來越多的問題。“一方面，這并不是我國特有的，而是歷史進程的自然現象。”檀傳寶說，“很多已經實現現代化的國家，過去也曾經經歷過類似的階段。”

　　“然而，另外一方面，在這個市場經濟必須經歷的陣痛階段，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答案是肯定的。盡管在如何做的問題上，我們還有很多困惑。”檀傳寶表示。

　　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從學校教育看，檀傳寶認為，首先最重要的是造就健康的校園生活：用健康的、符合和諧社會建設的、講公平正義的這樣一個校園去生成現代公民。

　　“理性和積極地參加公共生活”是中小學加強公民教育要特別注意的重點，這也是全部公民教育的一個歸宿——最終要讓公民積極理性地參與公共生活。

　　“比教材和公民教育課更為重要的是，應該把學校生活改造成公民生活。因為在學校的管理制度不能體現民主精神、課程與教學一味采取強制灌輸模式、師生關系與生生關系充滿等級觀念的情況下，再好的公民教育課也會流于形式。”

　　在檀傳寶看來，德育的社會環境建設很重要，希望在一片霧霾的社會環境下，讓兒童茁壯成長是“荒誕的愿望”。因此他強調了成人社會的表率作用，“成人社會應當做公民生活的表率，否則，當未成年人接觸社會的時候，在學校受到的教育反而會讓他們失望，繼而后退到比較保險的‘臣民生活’、‘私民生活’的慣性中去”。

　　談到公德教育，大多數人一致認同，媒體的責任不可推卸，然而，目前我們的媒體起到了正面的力量了嗎？很多人對此表示了不滿。一位學者表示，目前我們的媒體片面追求經濟效益，把大量的空間、時間用來做商業廣告，而對國民進行公德教育的空間非常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