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教授　姚樹潔

　　習近平的治國精神

　　今年11月9-12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是中國經濟、社會與政治全面發展的新的里程碑。從中透露出的習近平的經濟思想，是規范中國未來10年發展的重要理論指導。

　　三中全會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名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用鄧小平的思想來指導中國的經濟建設，它不僅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里程碑，更是其走向民族復興的重要保證。

　　然而，過去35年的快速發展，也誘發了各種新矛盾的出現，包括兩極分化，環境破壞和腐敗。2009年以后的世界經濟危機，使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受到了內外兩組不利因素的嚴重阻擊。

　　如何擺脫目前的困境，不僅要從經濟上作一些重要的戰略調整，還要在外交、政治與社會等層面進行深層次的改革。如果說鄧小平35年前的改革阻力主要是來自意識形態和對市場經濟的認識不足的話，那么，今天改革阻力卻主要來自在改革過程中獲取最大利益的人們，包括政府官員、國企官員和工人、企業老板以及與金融和房地產有關的企業和個人。

　　要面對既得利益人群，習近平必須擺脫傳統的治國路徑，找到化解各種矛盾的對策，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找到弱化各種社會矛盾的治理機制。而不管用什么樣的戰略和方法來治理國家，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習近平的辦事風格至關重要。從他上任以來，我認為他已經展現了一種“三不”精神，那就是，不回避、不啰嗦、不畏難的精神。

　　經濟增長阻力與對策

　　在經濟方面，經過35年的發展，中國正在從中等收入國家，向中高收入國家邁進。GDP年均增長速度連續兩年回歸到8%和8%以下，告別了昔日兩位數增長的快速階段。

　　降低增長速度，許多人開始懷疑中國經濟繁榮不能持久。這是習近平必須直面的第一難題?？墒?，習近平也好，李克強也好，新的領導班子，根本沒有回避困難，而是坦誠地直面困難。

　　經濟減速，是內外兩組不利因素所致。外部環境的復雜化，導致中國依靠外國投資和出口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內部收入分配不均，導致社會的各種矛盾不斷升級。人民幣外升內貶，資產價格和房地產價格的泡沫化，使國內生產要素價格呈不斷飆升態勢，從而導致傳統的制造業失去了昔日的國際競爭優勢。無數中小企業在利潤狹小的空間里，艱難掙扎。高能耗產業，尤其是鋼鐵、煤炭、電力、化工等的大規模發展，引起空前嚴重的環境危機。

　　不解決上面的危機，改革開放的成果將大打折扣，可持續發展將成為空話。因此，今年的三中全會面對的問題與挑戰，并不亞于35年前。

　　習近平必須面對各種矛盾和挑戰，而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長，改善經濟結構，化解各種社會矛盾。

　　過去一年里，習近平的外交功略不僅清晰，而且成績斐然，為中國贏得了一個比較平和的外部環境。不過，外部的經濟環境對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卻是不容樂觀的。過去靠外國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快速發展的模式已經走不通了，只有通過修煉內功，才可以把中國推向新的發展階段。

　　化解危機，尋求穩健的增長模式

　　那么，習近平對中國經濟是如何把脈的呢？

　　首先，他公開地反對GDP主義。他認為，高的GDP增長，不是衡量成績的唯一標準。他更加強調GDP的增長質量，在考察干部的業績時，GDP不應該是唯一的重要指標。

　　其次，習近平著力尋找新的GDP增長點。在講到適當放慢經濟增長的同時，他特別強調挖掘農村的發展潛力，走科學的城鎮化道路，改變經濟結構，提升制造業的整體技術水平，嚴格控制與治理污染。

　　那么，農村為什么重要？

　　我認為，除了他的博士論文是做農村問題以外，更重要的是他的下鄉經驗。任何搞農業經濟的學者，都知道農村和農民的重要性。

　　黨中央歷來非常注意“三農”問題，否則，不可能廢除農業稅，不可能推廣農村的社保和養老保險，不會普及農村的免費中小學教育。

　　但是，為什么這一系列親農政策無法削弱城鄉差別和工農差別？這主要是在投入農村的同時，城市的發展更快，而城鄉的戶籍隔離，使農村的發展跟不上城市發展的步伐。

　　這就給農村的進一步發展留下了空間。另外，農村的市場化、現代化、信息化和城市化，將為改善全國近50%的人口，提供“修煉內功”的發展機會。所以，在繼續走出去遇到困難時，還不如殺個“回馬槍”，重新走發展農村的道路。

　　發展農村，不僅空間巨大，而且也會為減輕城市的發展壓力走出一條更加寬廣的道路。

　　降低出口速度，減少外資流入規模，為的是提高國內增長的質量。許多評論家認為，中國減緩經濟增長速度，就是一種失敗。其實不然，適當降低增長速度，不等于不發展，而是為了更好、更可持續地發展。

　　習近平特別強調不要以GDP論英雄，不等于GDP不重要，而是GDP是如何產生的、如何被分配的更加重要。如果GDP還是靠廉價勞動力，靠無止境的犧牲環境作為代價的話，那么，高速度發展就沒有太大的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