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回避，不畏難，尋找發展瓶頸與出路
習近平認為當前中國的主要發展瓶頸有二。首先是經濟結構扭曲，無法維持可持續的發展。其次是傳統產業產能過剩，在調整經濟結構的同時，必須把低效率、高污染的過剩產能減下來。
城市交通擁堵，空氣污染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再不下決心改變過去的發展路徑，尋找新的發展增長點，所謂的“中國夢”就可能落空。
作為不斷來往于中國大陸與英國的我來說，所看到的、聽到的，就是國內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生活的環境卻是每況愈下。許多朋友剛從國內回到英國的第一句話就是，“國內的污染太嚴重了，交通狀況太惡劣了”。有的朋友說，“全世界最大的距離，莫過于你和我同住北京的五環路。因為從五環的一邊，走到五環的另一邊，就可能花上半天的時間”。
為了改變這種高增長帶來的擁堵與污染，就必須扭轉經濟結構，實現高質量的GDP增長。發展農業，深化農村建設，發展服務行業，改善制造業的生產環境，提高勞動生產率，這些都是“修煉內功”的舉措。結構轉型，就是修煉內功，用最低的環境污染為代價，換取最大的GDP產出。通過技術創新，提高制造業的勞動與材料的生產率，從而把更多的勞動力投入到服務行業中去，才能大幅度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和生存環境。
習近平的不啰嗦，就是干實事，不把沒有干好的事情先說出來。他的特點，就是先做了再說。例如，調整結構，就必須加強貨幣與財政的管理。不是企業和地方政府想要干什么、需要多少錢，就給多少錢。這一點，李克強和他的思路是一致的。
不過，習近平還有另一特色，那就是務實。在基本上同意收緊銀根的同時，他也不愿意GDP的增長速度大幅滑落。他提出“保住底線”，就是一種務實的思路。如果經濟增長減速沒有底線，經濟結構調整的好處，就可能被低速帶來的經濟蕭條所抵消。
保底線，可以說是保守療法
如何理解習近平的增長底線，對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走向非常重要。
我對經濟增長底線是這樣理解的。首先，速度低不可怕，可怕的是速度低到了一定程度，就業就成為了全國范圍內的頭等大事了。假如中國每年可以吸收1千萬以上的就業，GDP的增長速度掉了一半也不可怕。如果新的就業量小于1千萬，那么，增長的速度就必須提上去，哪怕對短期的經濟結構調整不利也必須做。其次，經濟增長的降低，必須與GDP增長質量的提高相對應。如果速度低了，增長質量無法提高，那就沒有必要通過犧牲速度來換取所謂的質量了。
那么，什么是GDP的增長質量？
GDP增長質量可以從下面的角度來考慮。一是每單位GDP的污染和能耗量，越低越好。二是新增GDP的技術含量，越高越好。三是新增GDP是否對收入分配的平等化有利，也就是說，收入分配越得到改善，GDP的增長質量就越高。
降低污染，提高技術的GDP增長質量的概念比較容易理解，而降低收入差距的GDP增長質量的概念則不是很直觀。
為了幫助理解GDP增長與收入差距的關系，在此不得不給出一些比較容易看得懂的統計數據。最近有人對113家央企以及其屬下的287家上市公司員工的工資進行比較詳細的分析，結果發現，所有央企的全員年均工資為11.3萬元，其中，金融行業的平均工資為33萬元，最高的央企金融公司的平均工資為43萬元。
這是什么概念呢？央企平均工資是城鎮其他國有經濟單位平均工資的2.5倍，是城市非國有制企業平均工資的3.8倍。
金融業的央企平均工資是城鎮非國有經濟單位平均工資的12倍。
如果拿央企的平均工資與農民的工資收入來比，那就更是讓人震驚了。農民的年均收入是1萬元，只是金融業央企平均工資的1/33。
要知道，央企所有的工人占全國勞動力的比例還不到5%，而他們所占的GDP是20%以上，投資的60%以上。如此國企的絕對優勢是市場發育不健全的極端表現，也是中國投資結構極端畸形的表現。拿60%的投資，產生出20%的GDP，養肥了5%的勞動力，這也是收入分配高度不均的突出表現。
如果把更多的投資和銀行貸款分流到私營中小企業，分流到廣大的農村，GDP還是增長那么多的情況下，單位投資所產生的GDP與工資收入一定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就業機會和收入一定提高，社會的公平與和諧也會提高。
所以，提高GDP的增長質量，不僅牽涉到資本的行業流向問題，更是牽涉到所有制的流向問題，也牽涉到城鄉的流向問題。換句話說，新的增長路徑，就是如何更加均衡地發展，只有城鄉、行業和所有制的均衡發展，才有可能找到一條可持續的發展道路，同時弱化當前相當嚴重的社會矛盾。
未來的不確定性，拭目以待
作為領袖，能夠不回避，不啰嗦，不畏難，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盡管我對習近平的“三不”精神充滿信心，然而，事物的發展，往往比人的精神復雜得多。35年積累下來的問題，想在10年內予以糾正，還要保持適當的發展速度，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深層次的改革，必將觸及既得利益。例如，降低央企和國有銀行的壟斷地位，必然遭到強烈的抵觸。降低房價，提高全民的購買水平，必然導致現有既得利益者的公開反對。
提高執政能力，提高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和威信，除了“打老虎，抓蒼蠅”以外，還要建立一整套的用人和廉政機制。那么，從何著手？如何削減政府開支與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如何實現民主和走群眾路線？這些都是非常困難的挑戰。
深度改革的成果如何，現在很難預測。不過，三中全會召開，在習近平對《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可以清晰讀出狠抓大頭、解決主要矛盾和改革難點的信心，充分體現一位最高領袖的敢作敢為，能做能為，相信習近平的“不回避，不啰嗦，不畏難”的精神，是取得改革成功的先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