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貢森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副部長

　　關于延遲退休全社會需要一場理性對話

　　據預測，到2050年我國養老金缺口累積債務僅相當于GDP總量的70%，而目前，在許多歐美發達國家，這一比例高達200%甚至300%。可見我國養老金缺口問題并不十分突出，更不存在馬上崩潰的危險。不然十八屆三中全會中也不會明確提出要降低社會保險費率，讓大家少交錢。但是，如果退休年齡等條件長期不改變，未來養老金缺口問題會越來越凸顯。在漸進推行延遲退休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公平。而要實現公平，當務之急必須徹底清理當下已幾近泛濫的提前退休問題。

　　隨著《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正式對外公布，有關延遲退休的政策導向浮出水面。《決定》指出，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雖然政策方向已定，但多數公眾在延遲退休問題上仍持一邊倒的反對態度。對此，如何爭取公眾對延遲退休政策的理解與支持，成為當下擺在政策制定者面前的重大課題。

　　“延遲退休問題上，中國社會亟需一場理性的對話。”近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副部長貢森，在接受中國青年報專訪時指出，一方面，政策制定者要向公眾解釋清楚設置合理等待期、小步慢走的政策方針；另一方面，政府應盡快解決現有養老制度中的缺陷，特別是國家公務人員與普通公眾在養老金繳納與養老待遇上的差距問題，才能贏得公眾的理解與支持。

　　建議設置兩年左右等待期，到2050年左右將退休年齡延長到65歲

　　中國青年報：您怎么看《決定》中提出的“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

　　貢森：這一政策正式出現在黨和國家的重要文件中還是第一次，但在此前已經被有關部門和專家學者討論了很多次。大家基本形成一個共識——這一政策的出臺有非常迫切的現實需要。

　　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從本世紀初，我國城鎮50歲以上高齡勞動者的勞動參與率一直呈下降趨勢。不論是和美國等發達國家，還是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高齡勞動者的勞動參與率都顯著較低。還有勞動能力的人退出勞動力市場后靠什么維持生存呢？無非就是家庭轉移支付與社會養老金兩種方式。交費者越來越少、領取者越來越多，國民經濟和養老基金終究難以為繼。

　　退休后能過上安逸、幸福的生活，是公民在文明社會所應該享受的重要福利。但是不能走向極端，不能在不考慮養老金制度未來能否持續的情況下，只強調當代人早退休的福利，而不顧后代的福利。如果這樣做，就會給整個社會經濟帶來負面影響。歐洲的債務危機以及相伴隨的經濟社會危機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例證。

　　中國青年報：養老福利政策在歐洲債務危機中起了什么樣的作用？

　　貢森：依我看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歐洲債務危機。上世紀50年代，西歐人每年的工作時間平均比美國人多一個月。可今天，美國人每年的平均工作時間比西歐人多一個月。與此同時，西歐人的工齡也在縮短，許多西歐國家的實際退休年齡降低了8歲以上，而美國、加拿大等國只降低了4歲左右。對于西歐國家來說，在國民平均壽命增加的同時退休年齡大幅降低，社會養老的負擔也就越來越重了。我國應當吸取這樣的教訓，對養老政策進行適當調整，不讓其對宏觀經濟產生負面影響。而延長退休時間，是幾乎所有國家面對越來越重的社會養老壓力時的通行做法。美國、德國、法國等國家，即便在金融危機、就業大環境不佳的壓力之下，也都堅決推進延遲退休計劃。

　　中國青年報：日本、美國等國家，雖然只是延長了三四年的退休年齡，但卻用了30至40年的時間去過渡。我國的延遲退休制度要如何漸進呢？

　　貢森：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執政黨敢把退休年齡一次性延長三五年。所謂漸進，就是小步慢走的意思，是世界各國推行延遲退休時的普遍做法。比如將退休年齡延長5年，那么就分幾十年的時間慢慢進行，每一年就延長幾個月。

　　除了漸進式過渡外，在延遲退休政策出臺后執行前，一般會有一個等待期。這期間，國家可以進行組織管理準備。更重要的是，可以讓公眾對自己的生活有充分的預期與安排。比如一些職工知道自己何時退休，也許就會計劃給子女帶孩子，子女也會根據這個安排準備懷孕。

　　等待期雖然必要，但是不宜太長。這就像一個人長跑，終點是固定的，現在等得久了，后面就要跑得快一些；現在等得時間短了，后面就比較輕松。如果我們這一代人為了貪圖舒服，一直不愿意延遲退休，拖上個十年八年，那后面延遲退休的步子就得邁得很大，對后來人的生活影響也會很大。我們經過研究建議，當下應該盡快宣布我國的延遲退休方案，然后給出兩年左右的時間作為政策等待期，兩年后采取小步慢跑的方式，直至在2050年前后將退休年齡延長到6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