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遲退休實際影響新增就業一成左右

　　中國青年報：在延遲退休問題上，不少調查結果顯示公眾幾乎是一邊倒的反對。您怎么看公眾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

　　貢森：在絕大多數實施延遲退休的國家，公眾反對都比較強烈。但無一例外，幾乎所有國家都在強烈的反對聲音中通過了法規。我相信，如果給公眾講清楚不適當的延遲退休時間將會影響養老制度的可持續性與宏觀經濟，大多數老百姓會理解。

　　當然，大家反對延遲退休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現行養老制度存在嚴重問題，比如企業養老金相當于退休前工資的比例持續下降、養老金難以轉移接續以及養老基金貶值等，這讓老百姓對養老制度改革產生情緒上的對立。其中引起老百姓最大不滿的問題是，在養老金的繳納和發放上，國家公務人員與普通民眾之間所存在的巨大差距。現在一談到包括延遲退休在內的養老改革，許多公眾很少關注改革本身的初衷和做法，只是質疑為什么國家公務人員可以不繳納養老金，退休后拿的養老金反而還比普通人多。這種差距傷害了老百姓對養老改革的理解與支持，也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中國青年報：近日有媒體報道指出，延遲退休會對就業市場產生不良影響。您怎么看待這一問題？

　　貢森：我也注意到了比如“延遲退休或致每年六成人失業”之類的報道。這樣的報道完全是一種危言聳聽式的誤導。相關報道指出，現在每年我國需要安排的就業人員在2400萬人左右，而每年真正新增就業崗位僅為1000萬左右，由此推論，每年有1400萬人找不到工作。理性的人想一想就會明白這可能嗎？哪個國家會允許自己國內出現50%以上接近60%的需要就業人群最終找不到工作的狀況？

　　上述報道的常識性錯誤就在于，我國每年新增的1000萬左右就業崗位，是完全凈增的就業崗位，不包括因為退休和自然死亡等因素騰出來的崗位。如果加上后者，每年新增就業崗位在1800萬左右。也就是說，在每年2400萬需要就業的人口中，大概只有600萬即25%左右的人處在結構性失業的狀態。而這一數據，在世界上屬于比較好的水平。

　　按照我國每年新增就業數據以及我們建議的延退方案，能推算出延遲就業到底每年大概會影響到多少人的就業?，F在我國每年退休的人口在700萬左右，如果假設未來每年將會延遲退休3個月，那么每年因為延遲退休而減少的工作數就是700萬人乘以3個月，等于2100萬人月。同時，我國每年有1800萬的新增就業崗位，按一年12個月換算成工作數就是1800萬人乘以12個月，等于21600萬人月。用每年因為延遲退休而減少的工作數與每年新增就業崗位工作數相比，可以看出，每年因為延遲退休而對新增就業所產生的影響只是在一成左右，絕不是有些媒體所報道的六成。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我國現在的經濟增速放緩了，以前GDP年增長10%時，每年可以創造1000萬個新增就業崗位，現在GDP增速只有7%，每年新增就業崗位可能只有700萬個，延遲退休對就業的影響會被放大。這種觀點的問題在于，它忽視了我國在經濟增速放慢的過程中，經濟結構所發生的轉型與變化。我國現在提倡，要促進經濟結構轉型，擴大以服務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的比重。很多服務行業很難進行像制造業那樣的標準化生產，所以可能需要雇傭更多的人，但是經濟增加值會相對下降一些。這也是為什么現在經濟增速已經放緩，但是就業狀況沒有受到太大影響的重要原因。

　　中國青年報：一項公共政策要實行得順暢，總要取得公眾的理解與支持。延遲退休政策，如何取得公眾的理解？

　　貢森：的確如此。在延遲退休問題上，社會亟需一場理性的對話。由于公眾的反對聲音，中央在延退問題上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態度。三中全會只是決定“研究制訂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而不是“制訂”。很多人反對延遲退休，是對政策有誤解，以為延遲退休一下子要延長個三五年。對此，政府就應把設置合理等待期、小步慢走等政策考慮向公眾解釋清楚，消除誤解。

　　更為關鍵的是，政府應該盡快著手解決現有養老制度中的缺陷，特別是國家公務人員與普通公眾在養老金繳納與養老待遇上的差距問題。通過更加公平的制度設計，向老百姓顯示深化改革的決心，贏得公眾的理解和支持。

　　同時，政府也應關注延遲退休對公眾生活和職業發展的影響。比如對現在40歲左右的人群來說，20多年后他們的退休年齡要延后三五年，那時他們的技能和知識結構可能很難適應工作需要。因此，政府應該倡導和鼓勵40來歲的員工再學習。一方面提供合適的培訓機會；另一方面通過出臺免稅等政策，來鼓勵單位組織培訓。如果這些配套措施及時到位，就會讓大家覺得，為了保證養老制度和宏觀經濟的可持續性，政府不得不推行延遲退休，但同時政府也對公眾的工作、生活做出了精心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