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加強頂層設計，從戰略上謀劃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國家的治理體系是一個制度系統，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各個領域，必須從總體上考慮和規劃各個領域的改革方案，從中央宏觀層面加強對治理體制改革的領導和指導。碎片化、短期行為、政出多門，以及部門主義和地方主義，是我國現行治理體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點，它們嚴重削弱了國家的治理能力。應當加強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戰略研究，分階段制定國家治理體制改革的路線圖和任務表。一方面，要站在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門和地區利益，進行全局性的統籌規劃，掙脫既得利益的束縛。另一方面，既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也不能草率從事，應當廣泛討論，從長計議，避免短期行為。

　　第三，總結地方治理改革創新經驗，及時將優秀的地方治理創新做法上升為國家制度。改革開放35年來，我們在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貴的探索，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有許多好的治理改革因為沒有上升為國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僅在小范圍內實施。應當系統地總結各級政府的治理改革經驗，及時將成熟的改革創新政策上升為法規制度，從制度上解決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改革創新的動力問題。

　　第四，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學習借鑒國外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先進經驗。我們主張要學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建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方面的許多進步和成就，其實也得益于向外國的先進經驗學習。例如，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聽證制度”、公共服務中的“一站式服務”、責任政府建設的“政府問責”制度等等，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從發達國家引入的。我們應當站在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的高度，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社會活力為目標，立足中國國情，大膽借用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

　　第五，堅決破除阻礙社會進步的體制機制，建立和完善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要求相適應的現代國家治理體制。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最重要的還是體制機制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有兩個基本因素影響著國家治理水平和效益，即治理者的素質和治理的制度，這兩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因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質，可以制約治理者的濫權和失職。因此，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關鍵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創新，既有“破”又有“立”。一方面，要像《決定》所說的那樣，“以促進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另一方面，要根據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制度。

　　第六，破除官本位觀念。良好的國家治理，制度是決定性的，但治理者的素質也至關重要。就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而言，官本位觀念和官本位現象是影響治理者素質的重要因素。官本主義是長期支配我國傳統社會的政治文化和政治體制，其實質是官員的權力本位，它與建立在公民權利本位之上的現代政治文明和現代國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改革開放35年后，我國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進步，民主、平等、公正等現代核心政治價值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認，“有權就有一切”的官本主義觀念在現實中還大量存在，在一些領域和地方官本位現象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決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觀念”列為改革的重要任務，可謂切中要害。一方面，我們要對廣大公民特別是各級黨政官員進行民主、平等、公正、法治、和諧等政治價值觀的教育，培育公民意識，破除權力崇拜，牢固樹立公民權利至上的觀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來遏制官本位現象和維護公民權利，在將官員的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同時，用制度來構筑保障公民權利的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