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中國夢背后的精神力量

　　——童世駿教授在“中國夢的世界對話”國際研討會上的演講

　　思想者小傳

　　童世駿 1958年 9月生于上海， 1982年和1984年在華東師范大學分別獲得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1994年在挪威卑爾根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現為華東師范大學哲學教授、華東師范大學黨委書記。除百余篇論文以外，出版學術著作10余種，其中包括Dialectics of Modernization：Habermas and the Chinese Dis－course of Modernization （ Sydney，2000）、 《批判與實踐——論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和《中西對話中的現代性問題》；出版譯著近10種，其中包括 《理性真理與歷史》 （合譯）和《在事實與規范之間》。

　　習近平主席在闡述中國夢的時候，強調要實現中國夢，就必須弘揚中國精神。

　　根據我的理解，這里所說的 “中國精神”，既包括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 “民族精神”，也包括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 “時代精神”；既包括綿延幾千年的古老中華優秀傳統，也包括超過一個半世紀的現代中國先進文化。要弘揚這種意義上的中國精神，我們不僅要對中國精神作認真提煉，而且要對中國精神作不斷提升。簡言之，我們要從中國發展的時代高度出發，來理解和詮釋中華民族的精神傳統；要在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發揚和提升中國精神。

　　中國發展的精神資源

　　一方面，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另一方面， “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習近平總書記用樸素語言表達的，是深諳中國智慧的治國理念。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把中國夢的提出和倡導，看作中國人面向世界、善于學習的一個重要證據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在這些成就背后，中華民族優秀的精神傳統和精神品質發揮了重要作用。用哲學的術語來說，這些傳統和品質有的主要涉及行動的主體，有的主要涉及主體的行動，有的既顯示了行動主體的特點，也顯示了主體行動的特點。

　　從行動的主體來看，中國有一個 “尚賢的民本主義”傳統，也有一個 “重情的團體主義”傳統。前者涉及人與人之間的縱向關系，后者涉及人與人之間的橫向關系，兩者都對中國發展發揮了關鍵的作用。中華民族有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古訓，也有尊師重道、尊賢使能的美德，為我們今天把人民利益當作處理人民與其領袖、政府之間關系的依據，提供了重要啟發。

　　目前，全黨正在進行加強群眾路線的教育實踐活動。其實，正如 “黨群關系”、 “干群關系”這些說法所提示的那樣， “群眾觀念”的另一面恰恰是 “先鋒意識”。這種 “先鋒意識”要求黨員和干部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憂群眾之所憂，恰恰是要求黨員和干部繼先鋒之傳統、履先鋒之使命、增先鋒之榮譽。

　　中華民族也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觀念。它以家庭親情為起點，展開出一種以人倫真情為本的共同體意識，而不是把團體的鞏固建立在宗教信仰或者法律條文的基礎上。這種傳統為我們在今天形成一種既克服傳統信仰沖突、又避免現代社會異化的人際關系，提供了寶貴資源。一方面，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另一方面， “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習近平總書記用樸素語言表達的，是深諳中國智慧的治國理念。

　　從主體的行動來看，中國有一個 “務實的理想主義”傳統，也有一個 “辯證的理性主義”傳統。它們對解決行動過程中的目的和手段之間的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無論是國家發展戰略，還是個人成長規劃，無論是工程論證，還是工作方案，都需要在目的與手段的結合當中對目的和手段進行選擇：缺乏有效手段的目的，再崇高也可能是一紙空文；缺乏正當目的的手段，再先進也很可能南轅北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