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發揚和提升中國精神

　　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向西方學習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從而在解決實際問題時更加 “有辦法”；用古人智慧精心培育人文精神，在處理人際關系時更加 “講道理”。這既是對中華民族的理性傳統的繼承，也是對整個中華民族傳統的提升

　　在強調中國夢與對立統一的 “中道”傳統之間的密切聯系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維持中道、避免極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回顧中國歷史，包括中國近現代歷史，思想片面、行動偏激，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這樣的情況可以說并不少見。意識到這一點，是在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真正發揚中國精神的必要前提。

　　比方說，珍惜 “尚賢的民本主義”的文化，但我們不能忘了， “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曾經被 “造反派”用作打砸搶行為的借口；發揮“重情的團體主義”的積極作用，我們也要重視，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綱常曾經使封建王朝顯得天經地義， “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依然可以解釋當代社會許多腐敗現象的心理淵源；堅持 “務實的理想主義”，我們既要避免“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樣的荒唐，也要拒絕 “寧可坐在寶馬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車上笑”這樣的庸俗；守護“辯證的理性主義”，我們既要記取“以理殺人”的殘酷教訓，也要克服“見廟就拜”的糊涂思維；繼承“好學的世界主義”的傳統，我們既要克服“懷柔遠人”的帝國姿態，也要批判“全盤西化”的殖民心理，更要警惕在“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彼可取而代之”之類的古人話語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類的現代說法背后，可能隱藏著的極端等級主義基礎上的極端平均主義。

　　今天中國雖然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仍要繼續解決 “發展不足”的問題、努力克服 “發展不當”的問題、有效應對 “發展不穩”的問題。在這樣的時刻，防止極端等級主義和極端平均主義，尤其是防止這兩個極端的混合，不僅對國內語境中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而且對國際范圍內實現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中國夢，都極為重要。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大力發揚中國精神，同時意味著在這個過程中努力提升中國精神。

　　1935年，毛澤東寫道： “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全面抗戰開始以后，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 “歷史積累下來的腐敗現象，雖然很嚴重地阻礙著人民抗戰力量增長的速度，減少了戰爭的勝利，招致了戰爭的損失，但是中國、日本和世界的大局，不容許中國人民不進步。”毛澤東一方面承認， “由于阻礙進步的因素即腐敗現象之存在，這種進步是緩慢的”，但另一方面也堅信， “……我們是在革命戰爭中，革命戰爭是一種抗毒素，它不但將排除敵人的毒焰，也將清洗自己的污濁。”承認自己有不足，甚至身上有 “污濁”，既不因為這種不足和污濁，而懷疑我們有自力更生、振興中華的能力，也不因為民族尊嚴感和自豪感，而放棄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民眾思想的批判和改造，這是中國革命的前輩們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遺產。

　　對中國進行物質和精神的兩面改造、致力于建設 “靈肉一致的少年中國” （李大釗語），使中國人民徹底走出 “哀其不幸”、 “怒其不爭” （魯迅語）的麻木狀態，徹底結束 “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 （魯迅語）的不幸歷史，真正實現 “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的偉大目標” （毛澤東語）——革命前輩們的這種追求和境界，本身也應該被看作是在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應當大力發揚的中國精神的重要內容。

　　從這個角度來看，黨的十八大以前幾個重要文件中提出、十八大報告重申的 “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的主張，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 “創新勞動關系協調機制，暢通職工表達合理訴求渠道”和 “增強法律文書說理性，推動公開法院生效裁判文書”等具體要求，尤其是 “在黨的領導下，以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和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為內容，在全社會開展廣泛協商，堅持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的部署，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中國古人很早就強調擺事實、講道理，很早就主張 “理義悅心”、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勢壓人、 “以力服人”。有鑒于此，說 “理性精神”是 “中國精神”的核心內容，當不為過。但我們也應該看到， 1950年，擔任西南軍區政治委員的鄧小平曾把 “蠻不講理”作為 “西南黨內不良傾向”之一； 1983年，鄧小平在闡述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時，明確反對 “以勢壓人，強詞奪理”的作風，要求 “無論是開會發言、寫文章，都要進行充分的說理和實事求是的科學分析。”時至今日，鄧小平在建國初期和改革開放前期指出的問題仍有針對性。中華民族的理性傳統，是我們要花很大的力氣，才能真正使之得到發揚和提升的。

　　理性和夢想，是中華騰飛過程中缺一不可的精神兩翼。這里所說的 “理性”，不僅是指“工具理性”意義上的 “有辦法”，而且是指具有價值理性內涵的 “講道理”。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一方面，向西方學習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從而在解決實際問題時更加“有辦法”，另一方面，用古人智慧精心培育人文精神，在處理人際關系時更加“講道理”，這既是對中華民族的理性傳統的繼承，也是對整個中華民族傳統的提升。

　　中華民族創造了輝煌的古代文明，也展現了光明的未來前景。為了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我們必須大力發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而這同時也意味著，我們要以高度負責的精神對民族傳統進行提煉和提升。中國人民的尋夢之旅，也是中華民族的進步之路。

　　（演講時間： 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