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時代使命系列談】

　　作者：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 陳來

　　儒學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然迎來儒學的繁榮發展。沿承上個世紀抗戰期間儒家思想的理論建構與發展，作為民族哲學的儒學應積極面對時代和社會的變化、調整與挑戰，面對中華民族的新發展，開拓出新的辯證吸收西方文化、發揚中華民族精神的儒家哲學，并從儒家立場對世界和人類的普遍性問題給出指引。

　　民族復興與儒學的現代建構

　　談到儒學的時代使命，不能不從回顧上個世紀儒家哲學在發展期對歷史使命的認識與承擔說起。

　　近代以來中國遇到的挑戰，從一定意義上說是近代西方文化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挑戰。儒家的回應也是對這個宏觀文化挑戰的回應。上個世紀30到40年代，儒家的回應以熊十力、梁漱溟、馬一浮、馮友蘭等人哲學體系的出現為代表。這些哲學體系不是對某個西方文化思潮的回應，而是對整個近代西方文化沖擊和挑戰的回應。同時，它們又是這個時期民族復興意識高漲的產物。中華民族復興意識的普遍高漲，成為這一時期儒家哲學的根本支撐。換言之，沒有這一時期旺盛的民族復興意識，就不可能有這些儒家哲學的現代構建。

　　在儒家哲學的這一發展期，熊十力堅持孟子所建立的本心的哲學思想，依據大易的原理，將本心建立為一個絕對的實體；這個實體是宇宙的實體，故同時建立了一套關于“翕辟成變”的宇宙論，因而他的哲學體系是一個注重宇宙論建構的哲學體系。馬一浮把傳統的經學、理學綜合成一體，認為一切道術（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各種學科）統攝于六藝；他所講的六藝就是六經，故他的哲學體系是一個注重經典學重建的哲學體系。馮友蘭繼承程朱理學對理的世界的強調，通過吸收西方的新實在論，在哲學里面建立起一個理的世界，作為儒家哲學形上學的一個重要部分，所以馮友蘭的哲學體系是一個注重形上學建構的哲學體系。梁漱溟早年研究東西文化論，后來又不斷建構新的哲學。上個世紀40到70年代，他一直在努力完成一本書，叫做《人心與人生》。梁漱溟主張心理學是倫理學的基礎，所以他的哲學體系是一個注重以心理學為基礎的哲學體系。賀麟則強調“以儒家思想為體、以西方文化為用”，或者說“以民族精神為體、以西洋文化為用”，對儒學復興進行了系統設計。

　　上述現代儒家哲學家（也稱新儒家）的工作表明，這個時期建構性的、新的儒學出現了。這種新儒學對時代的回應，基本上采取的是哲學的方式。也就是說，這是一個以“哲學的回應”為儒學主要存在方式的時代。上述這些重要哲學思想體系的準備、闡發乃至建構，都與抗日戰爭帶來的民族復興意識高漲有直接關系：由于這是一個民族意識高漲、民族復興意識勃發的時代，所以民族文化與民族哲學的重建也得到很大發展。賀麟在當時表達了這種文化自覺，他認為：“中國當前的時代，是一個民族復興的時代。民族復興不僅是爭取抗戰的勝利，不僅是爭中華民族在國際政治中的自由、獨立和平等，民族復興本質上應該是民族文化的復興。民族文化的復興，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復興、儒家文化的復興。”“儒家思想的命運是與民族的前途命運、盛衰消長同一而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