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的當代“在場”：學術儒學與文化儒學

　　新儒家是以哲學的方式承擔起自身時代使命的。然而，儒學的時代使命并不限于“哲學地”回應時代，而是更為廣泛。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必須了解儒學在當代的存在特性和功能。

　　儒學的存在不等于儒家哲學家或儒家哲學體系的存在，不能認為有儒家哲學家才有儒學存在，這是一種片面的看法。儒學在最基礎的層面上，不僅僅是經典的解說，同時是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在民間、在老百姓的內心里面，儒學的價值持久存在著；中國人的倫理觀念，今天仍然受到傳統儒家倫理的深刻影響。我們把在百姓內心存在的儒學，叫做“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沒有自覺的儒學。正因為它不自覺，所以會受到不同時代環境的影響，不能順暢表達出來，有時候甚至會被扭曲。

　　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潛隱層面之外，當代儒學也有顯性的“在場”。必須強調一點，就是在認識改革開放以來儒學的顯性“在場”時，我們的儒學觀念一定要改變，不能說一定要有儒家哲學家儒學才存在、才“在場”。在當代中國，30多年來雖然沒有出現像上個世紀30到40年代那樣的儒學哲學家，但在這個時期，我認為有兩個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個方面是學術儒學。對傳統儒學進行深入研究，把握儒學發展演化的脈絡，梳理儒學理論體系的義理結構，闡發儒家的各種思想，包括深入研究現代新儒家的思想，這套系統我稱之為學術儒學。學術儒學經過30多年的發展，已經蔚為大觀，在當代中國學術界占有重要地位，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第二個方面是文化儒學。近30年來，我國很多文化思潮與文化討論跟儒學有直接關系，比如，討論儒學與民主的關系、儒學與人權的關系、儒學與經濟全球化的關系、儒學與現代化的關系、儒學與文明沖突的關系、儒學與建立和諧社會的關系，等等。在這些討論中，很多學者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場來闡發儒學的積極意義，探討儒學在現代社會發生作用的方式。他們不僅闡述了很多有價值的文化觀念和理念，也與當代思潮進行了多方面互動，在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層面和思想界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這些討論和活動，也構成了儒學的一種“在場”方式，我稱之為文化儒學。從一定意義上說，文化儒學是儒家哲學的一種表現，是其在現代社會日常文化領域發揮批判和引導功能的表現。哲學的存在有不同的形式。尤其在當代社會，哲學應突破僅僅追求哲學體系的傳統觀念，更加重視對社會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引導，這一點也適用于儒學與儒家哲學。

　　所以，我們決不能說這30多年來沒有出現儒家哲學大家，儒學就是一片空白。除了潛隱的存在形式以外，我們還需理解更為多樣的儒學存在形式，所以我用學術儒學和文化儒學來概括和表達這個時代的儒學“在場”。事實上，在這個社會文化轉型的時代，比起出現幾個抽象的哲學體系，學術儒學和文化儒學對社會文化與社會思想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大、更深入，同時它們也構成了儒學未來發展的基礎。

　　對儒學未來發展的展望

　　進入21世紀，儒學復興面臨第二次重大歷史機遇。如前所述，百年來儒學發展的第一次重大歷史機遇出現在抗日戰爭時期，這是一個民族文化意識、民族復興意識高漲的時期。當前，隨著我國現代化進程的深入和發展，人們的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進一步增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華文化偉大復興呈現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儒學現代復興的第二次重大歷史機遇到來了。儒學如何抓住這次機遇，儒學研究者如何參與這次儒學復興，成為重大時代課題。在我看來，除了前面說到的學術儒學與文化儒學應繼續努力發展之外，至少還有幾個方面的理論課題應受到重視：如重構民族精神，確立道德價值，奠定倫理秩序，打造共同的價值觀，增強民族國家的凝聚力，進一步提升我們的精神文明，等等。這些方面都是儒學復興要參與的重要思想理論工作。儒學只有自覺參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國家和民族發展的時代使命相結合，與社會文化發展的需要相結合，才能開辟廣闊的發展前景。

　　在以上這些重要工作之外，還有一項中心工作應予以關注，即儒家哲學系統的重建與發展。也就是說，隨著我國現代化的進一步發展，新的儒家哲學應當出現，也必然會出現。它將是中華民族文化繼往開來的見證，而且將是多彩多樣的。新的儒家哲學將在傳統儒學與現代新儒學的基礎上，在學術儒學、文化儒學的配合下，隨著中華文化走向復興、走向世界而展開和顯現。可以期望，經歷了上個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和文化大討論，經歷了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至今的國學熱積累，伴隨著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復興進程，新的儒家哲學登場是指日可待的了。

　　（作者為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 陳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