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需求結構失衡助推產能過剩。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投資率不斷上升，而消費率持續下降。例如，1990年我國的投資率為34.9%，2005年上升到41.5%，2012年進一步升至48.1%，消費率則由1990年的62.5%降到2012年的49.2%，其中居民消費率由1990年的48.8%下降到2012年的35.7%。過低的消費率不但使社會減少了應有的消費量，還使大量社會資金涌入投資領域，造成投資膨脹和產能擴張。在一定意義上，投資率偏高就意味社會投資偏多，最終偏多的社會投資大部分都轉化為生產能力。造成投資消費結構失衡的根源是我國收入分配制度安排不盡合理。一方面，在國家、企業和居民之間，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斷向政府、企業方面傾斜，而居民所占收入比重在不斷下降。通過國際比較發現，我國居民所占國民收入比重明顯偏低，既低于發展中國家更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一般而言，在經濟運行中，居民是消費主體，政府和企業是投資主體。顯然，政府和企業收入比重越高就越有利于投資，進而有利于產能擴張，反之亦然。另一方面，在不同收入群體之間，我國的收入分配也有利于高收入群體，不利于低收入群體。但是，高收入群體儲蓄傾向高，低收入群體消費傾向高。以城鎮居民收入為例，從2000年到2011年，占調查戶20%的高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4.16倍，而20%的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只增長了2.79倍。由此低收入戶人均收入與高收入戶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由1：3.6擴大到1：5.4。這種變化明顯有利于儲蓄。因為，相對而言，高收入群體的邊際儲蓄傾向高，邊際消費傾向低。因此，高收入群體收入水平越高、收入增長速度越快，就越有利于增加社會儲蓄，而社會儲蓄最終就轉化為投資。很明顯，社會投資越多產能就越大，產能越大就越容易造成過剩。

　　其二，體制機制不合理刺激產能過剩。在現有財稅體制下，由于財權事權不匹配，各級地方政府都面臨著巨大的支出壓力，為了培育地方財源，各級地方政府都把大力發展地方產業、增加地方財政收入作為主要目標，為此各級政府在干部考核指標體系中紛紛將GDP增長、招商引資等作為重要考核目標任務。于是，在地方經濟發展壓力和干部考核壓力“雙高壓”調節下，各級地方政府干部們都套上了完成招商任務的枷鎖，一場轟轟烈烈的大辦園區、招商引資，在全國從東到西、從南到北開展起來，而且這股熱潮多年一直不退。在這種熱潮推動下，我國的產能擴張便成為一種趨勢。

　　其三，各級地方政府政策干預加劇產能過剩。為了急于發展地方經濟，吸引更多的外來資本，各級政府還紛紛制定各種優惠政策，比如提供廉價勞動力、壓低土地出讓價格、放松環境污染排放監管、減免稅收、通過地方融資平臺為企業籌集資金，凡此等等都降低了企業進入產業領域的門檻。在極具誘惑力的低成本吸引下，國企、民企和外企3股力量競相進入低端產業領域，造成大量的結構性產能過剩，而技術密集的高端產業領域供給卻嚴重不足。同時，面對低端產業產能過剩，地方政府出于GDP統計、財政收入和本地就業等因素考慮，又千方百計地保護這些過剩行業和“僵尸”企業不被淘汰，這又無形中抬高了產能過剩行業的退出門檻。顯然，當一個產業只有資本進入沒有或少有資本退出時，產能過剩遲早要發生。

　　破解難題須深化改革

　　化解產能過剩，必須加快體制改革，要在以下幾方面重點發力。

　　首先，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消費是化解產能過剩的一種有效路徑。要通過改革把花錢的權利、消費的權利給老百姓，讓老百姓能真正增加收入，特別是讓中低收入群體增加收入，建議從法律上保障城鄉居民收入增長不低于GDP增長速度，職工收入不低于企業勞動生產率，退休職工退休金收入增長不低于當年物價指數，這樣才能降低投資率并提高消費率，為建立消費型社會創造條件。同時，要加快投資體制改革，今后應嚴格控制政府投資總量和結構，限制那些超越經濟發展階段、與消費關聯度極低、但對政績和地方資源配置權力影響大的基礎設施建設，比如豪華城鎮廣場、超標政府辦公大樓、城鎮超寬馬路、缺少人流的飛機場等。鼓勵將公共投資投向與消費密切相關的基礎設施領域，比如中小學校、醫院、市場設施、養老設施、社區健身文化娛樂等。此外,近期還要抓緊實施城鄉地區間看病、養老等社會保障的制度并軌，并且不斷提高保障標準，讓老百姓真正能后顧無憂，消費不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