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改革財稅體制和干部考核制度，為產能擴張和GDP崇拜降溫創造條件。鑒于一些地方政府片面開拓財源，刻意做大GDP，以土地優惠、稅收優惠等公共資源吸引投資者進入本已過熱的投資領域，導致產能過度擴張，必須調整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財權事權關系。比如，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優化轉移支付結構，考慮將一部分地方政府的事權上收，等等。此外，今后在干部考核方面，要平衡和調整發展產業和公共事業之間的關系，把地方公共事業發展、城鄉居民收入、環境治理等放在主要位置，降低經濟發展在考核中的權重。在干部任用上，一定要將那些在社會事業、城鄉居民福利、環境治理和社會穩定方面做出成績的干部提拔到重要崗位上來，為社會起到示范作用。

　　再次，調整產業結構，用多種手段化解產能過剩。要利用產業政策、財稅政策、科技進步政策，鼓勵社會調整產業結構。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就是發展工藝路線方面的高端環節，產品鏈環節中高端產品，這樣可以將資本從產業的低端環節引向中高環節，既可以緩解產能過剩，又可以提高產業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價值。另外，我國的產能過剩是由市場和非市場多種因素造成的，化解產能過剩也必須采取市場、行政、法律等多種手段。一方面，積極推進資本、土地、能源、水等要素市場化，讓要素價格真正體現市場供求，讓市場主動壓縮過剩產業的生存空間；另一方面，選擇重點領域如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造船、煉焦等行業，堅決淘汰“兩高一低”的產能和產品，讓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產能必須退出市場。可考慮建立產能過剩行業退出或轉型基金，幫助企業淘汰過剩產品；可以提高產能過剩行業節能減排和技術進入門檻，使高排放的低端產能無法生存,從市場上擠出這些過剩產能；也可以對一些明顯違法違規并受地方政府保護的落后產能，采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強制限期淘汰。最后，還要結合治理環境污染和節能減排，對淘汰產能過剩建立監管稽查制度，將化解產能過剩工作裝在規范化的制度籠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