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財政支出方面，民眾作為納稅人，對于財政資金的使用卻并沒有話語權，更遑論決策權和監督權，財政資金的使用不公開、不透明的問題比較突出。這些年開始實行預算公開，但公開的情況并不樂觀，數據粗略、遮遮掩掩，讓百姓如墜五里霧中的情況還很普遍。

　　薄弱的財政立法，其結果是導致財政活動過于追求經濟和行政效率，嚴重減損了財政所應當具有的政治和社會功能。從改革開放的進程來看，我國在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地方政府更加追求發展的規模和速度，財政成為服從和服務于經濟增長的重要工具，難以顧及社會事業、環境保護等重要領域。民主也好，法治也好，其本質都是要限制政府的權力，要以犧牲或損耗效率為代價，故而財政民主、財政法治被有意無意地淡化，法治似乎成為了阻礙效率的絆腳石。因此，財政運行呈現出一定的封閉性、行政主導性等特點，民眾的主體地位被忽視，社會公平難以實現。

　　財政立法要切實服務于國家治理

　　近年來，隨著社會對政府財政活動的關注，要求政府財政依法運行的呼聲越來越高。毫無疑問，加強財政立法，是解決當前財政運行失范，強化法治約束的重要基礎，也是順應民意的重要舉措。十八屆三中全會對財政立法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加強財政立法，不能理解僅局限于經濟領域的改革。如果我們回顧十八大報告，就會發現，在十八大報告中，財政預算問題首次被放到政治改革領域，突出人民代表大會的預算決算監督職能，反映出中央對預算的本質有了較以往更加深刻全面的認識，其定位完全符合現代財政運行的基本規律。筆者認為，我國未來的財政立法，一定要充分體現向市場放權、向社會放權、向地方放權的基本理念，回應民眾在財政民主、公眾參與、預算公開等方面的訴求，使財政預算真正成為聯系國家與人民的紐帶。從立法整體體系來看，要著眼于對政府間財政關系（尤其是中央與地方事權、財權的配置）、財政支出、財政收入、財政管理等問題進行全方位的規制。其中，重點是要加強權力機關在財政運行中的決策和監督作用，注重強化財政的可救濟性。

　　那么，我國的財政立法體系應當如何建立？筆者認為，比較理想的財政立法體系至少應當包括如下重要立法。

　　財政基本法（約4部），包括：政府間財政關系法、財政轉移支付法、預算法（已制定）、財政監督法、審計法（已制定）。

　　財政支出法（約3部），包括：政府采購法（已制定）、財政投資法、財政貸款法。

　　非稅收入法（約5部），包括：行政事業性收費管理法、政府性基金法、國債法、彩票法、國有資本經營收益管理法（已制定的《企業國有資產法》已有部分關于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規定）。

　　稅法（約15部），包括：稅收基本法、稅收征管法（已制定）、企業所得稅法（已制定）、個人所得稅法（已制定）、車船稅法（已制定）以及其他單項稅收立法（約10部，即：關稅法、增值稅法、營業稅法、消費稅法、契稅法、房產稅法、土地增值稅法、印花稅法、遺產稅法、證券交易稅法、物業稅法等）。

　　從前述分析來看，我國的財政法律體系應當包括大約30部重要法律，這樣才能基本覆蓋財政法治的主要領域，從而形成完善的財政立法，滿足建設現代法治國家的需要。而我國已經制定的財政法律不到10部，大量的立法工作還有待推進。財政立法的任務十分艱巨，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