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在這35年里，中國完成了兩次歷史性的轉變。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中國于1998年完成了從低收入窮國到下中等收入國家起點的轉變。而到2010年，又一次實現了從當代下中等收入國家到當代上中等收入國家的轉變。
劉偉分析，當代達到人均12475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國家有70個，從歷史經驗來看，這70多個國家實現從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階段的穿越年份不同，但絕對歷史上用的時間平均是十二年零四個月。歷史證明，人口大國從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穿越用的時間要短一些，平均為十一年零九個月。也就是說，大國經濟起飛前的準備比較麻煩，需要積累的條件，克服貧困的難度比較大，但是它一旦克服了貧困，到了工業化城市化后期，沖擊力度會遠遠超過人口小國。這就預示，中國現在面臨一個可望可及的機會：從2010年算起，給中國十年時間，中國可能實現從當代上中等收入國家向當代高收入國家的轉變。
如何把握機遇，劉偉提到了兩個關鍵的節點。
第一個節點是2020年，在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前后，我們要建成全面的小康社會。
劉偉認為，全面小康社會的內容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包括經濟的數量和質量。數量方面主要指的是G D P的經濟規模，包括總量和人均兩個方面。中國目前提出了兩個倍增計劃：到2020年按不變價格計算，我們G D P的總量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到2020年按不變價格計算，人均G D P的水平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實現這個變化有一個條件，就是要求中國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要達到7 .16%。劉偉說，無論從理論上講，還是從已經發生的實踐上看，如果不出意外的話，這一速度的實現是沒有問題的。但在質量上，中國還要實現結構變化，也就是十八大報告提到的“新四化”：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以及農業現代化。
第二個節點是2050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周年前后，我們要建成民主富強、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趕上當代一般的發達國家。
中國也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威脅
構成中等收入陷阱威脅的所有變化和因素，都在目前的中國并存。增長方式、創新能力、收入分配的問題亟待解決。
但劉偉也不否認新階段也面臨不少挑戰。挑戰主要來自于兩個方面：供給方面和需求方面。
當談到供給方面的挑戰，劉偉表示核心競爭力的改變影響不小。
在過去，我國的主要增長方式是動員大量低廉的要素投入到經濟中，擴大經濟規模，帶動經濟增長，最主要的競爭力是成本低，要素便宜，忽略了勞動力、土地、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在國際市場上，因為成本低，有競爭優勢，帶動經濟迅速擴張，從而帶動就業，帶動國民收入增長。而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后，隨著劉易斯拐點的出現，要素成本上升，勞動力轉移成本提高，我國的增長方式必須改變，不能再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大帶動增長，而應該實現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效率的提高來帶動增長的轉變。否則，通貨膨脹難以規避。
劉偉認為，需求方面的變化簡單分為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
投資需求的增長取決于國家的自主研發和自主創新的能力。如果自主研發和創新能力不夠，投資需求將會面臨尷尬的局面。投資方在資本市場上找不到新產品的投資項目。面對沒有新產品開發，沒有產業升值空間，和發達國家不再繼續轉移新產品、新項目的局面，低水平的重復投資，會造成產能過剩。這就是所謂的投資需求疲軟。
消費需求到現階段面臨的考驗是國民收入分配是不是合理，如果國民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嚴重，社會的消費傾向就會降低，國民對未來沒有信心，進而增加儲蓄，不敢消費。這兩方面都會導致需求疲軟。
劉偉說，一方面我們面臨著巨大的歷史性機遇，現代化的目標離中國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近，另一方面，我們也面臨一個深刻的挑戰，構成中等收入陷阱威脅的所有變化和因素，都在目前的中國并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