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產業結構上，停滯不前導致低水平的重復建設，因而引發投資疲軟。只有產業結構升級，才有新的投資機會和領域。其次，在國民收入分配中，不合理導致消費需求疲軟。再次，國際收支結構失衡導致物價上漲，通貨膨脹壓力增加。最后，貿易結構失衡形成通貨膨脹的巨大的壓力。這一系列的結構問題，都是當前中國經濟增長需要攻克的難關，是能否實現再一次經濟進步的重點所在。

　　劉偉說，十八大報告里明確表示，發展方式的轉變要解決的是經濟結構的戰略性的調整。結構調整，不僅包括生產方面的技術結構、產品的結構、產業結構、投入產出結構，也包括支出分配方面的國民收入的分配結構、投資和消費的支出結構等等，還包括要素成本結構、國際收支進出口結構等。

　　在如何推動結構升級這個問題上，劉偉強調，三十多年的改革走到今天，我們如今的體制面臨著新的發展階段下的新的矛盾。我們應寄希望于創新。他認為，結構調整最基本的動力首先在于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主要依靠制度創新，一個和平、公平、有活力、有充分競爭力的制度安排，對于一個民族的自主創新來說相當關鍵。解決中國經濟增長問題的根本在于發展方式的轉變。改革勢在必行。

　　問與答

　　問：您預測2011年到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會有7.2%，請問這是怎么得來的？

　　劉偉：我剛才講十年平均增速至少會 達 到7 .2%， 已經過去的三年，2011年是9 .2%，有統計數據出來了，2012年是7.8%，也不是我判斷的，是一個統計數據。2013年上半年是7.6%。我要說的是這三年的數據是在世界經濟最嚴重的2008年金融危機沖擊下實現的。我相信往后的世界經濟會比前幾年逐漸復蘇，這個跡象是有的。后面幾年只要相信世界經濟在復蘇，我們有理由相信很可能增速比這幾年還要高。因為去年進出口對經濟的貢獻是負的2.2%，內需中投資拉動經濟的貢獻占50.4%，消費拉動的貢獻占51.8%，加在一起是102.2%。

　　這個背景不僅是理論上的分析，細談起來原因很多，比如說中國城鎮化在加速，比如中國的工業化也在加速，因為都還沒有完成。工業化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對中國經濟增長，尤其是第二產業的拉動，都會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

　　要是再進一步分析的話，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相信今后幾年會比危機最深刻的前幾年有所放松，有所轉暖。中國自身所處的歷史階段性的因素，和國際經濟逐步轉暖的前景，把它結合在一起，我相信今后幾年的速度還會比前幾年危機的時候略高一點。我的信心是來自這兩個方面。

　　問：假設您是企業家，接下來三到五年手上有500萬元，您是選擇買房子還是投資股市？

　　劉偉：你的問題是中國企業家面臨的投資環境不是很好，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個人覺得還是與社會的創新能力有關系，帶來的機遇相對少一些，即使有錢投出去也是有問題的。

　　此外，我國個人所得稅最高一檔是45%，但是按這個比例納稅的人實際上很少。但是也有另外一個爭論，認為中國企業實際納稅的比例是偏低的，兩種看法角度不一樣。

　　目前中國的稅負對企業來說不光是水平高低問題，還有制度是不是透明的問題，是不是有安全感。企業家的擔心，一個是創新環境，一個是稅負環境，一個是法制環境。

　　那么為什么錢還不走，還在中國投資，那是因為中國畢竟面臨巨大的機會，是現在少有的充滿機會的地方。所以別看中國的企業家這些年有抱怨，但是他們眷戀著這片土地，因為還是有投資機會的。

　　拿錢出去買房還是買地，這個不好說，這是個人投資的考慮。企業家的這些疑慮是中國企業家的苦惱，既有巨大機會的誘惑同時又有不滿意的地方，出現了糾結的心態。我也接觸過一些企業家，也有很深的思想上的交流，我很尊重他們，也能體會他們。（方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