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市十一屆政協常委、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沈建華

　　食品安全責任強制保險可能會是一樣好東西，但是在真正全面推開以前，先在某些地區，有限品種上做“小樣實驗”，進行探索，取得經驗，再逐步推開，社會風險和技術風險可能會小一點，社會效果也會更好一點

　　食品安全責任強制保險，一直是食品安全風險管理討論中時冷時熱、起起伏伏的話題。不久以前，國務院法制辦為向全國公開征求意見而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送審稿)》中，在新增的第65條中又提到“國家建立食品安全責任強制保險制度。食品生產經營企業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投保食品安全責任強制保險”。

　　這幾年來，不同行當的人都曾談及食品安全責任強制保險，其中不乏保險行業的高級管理人員以及與保險業關系密切的學界人士為之大聲呼吁，表達的觀點基本一律：“食品安全責任強制保險是個好東西，能解決大問題。”然而，我也注意到身份不同的作者之間還是有不少迥異之處，甚至在談到命題本身時，所用“食品安全責任強制保險”概念的內涵差別也會很大。

　　“免責條款”似乎覆蓋了問題的原點

　　食品安全責任強制保險絕對是一個新鮮事物，看來還是咱們國人的又一個創新。在此我們將其大致定義為：“食品行業的生產、加工或銷售主體依據國家或政府頒布的關于食品安全法律法規等的強行規定，必須以食品安全責任為保險標的進行投保，由保險公司承保的一種保險制度。”這里有兩個特征，“強制責任險”首先是“責任險”，責任險屬于廣義上的財產險，是指以被保險人對第三者依法應負的賠償責任為保險標的的保險，這種賠償責任主要指侵權責任。其次，“強制責任險”又是責任險的一種特殊形式，又稱為法定責任險，強制險是相對于自愿險而言的，是責任險的一種異化，是保險自愿原則的一種特例和保險作為市場契約行為的一種異化。

　　食品安全責任強制保險成為各方各面關注的一個中心，起始于2006年的三鹿奶粉事件。這個事件給食品生產經營企業、整個乳品行業、各級政府都造成了巨大負擔。事件發生以后，中國乳協協調有關責任企業出資籌集了總額11.1億元的嬰幼兒奶粉事件賠償金。由于責任企業沒有投保，龐大的三鹿集團瞬間破產，3萬多職工失業。按照理想化的想法，如果有了食品安全責任強制保險制度，事件一發生，保險公司就能夠及時為受害者提供賠償；就能夠有效分擔企業的經營風險，解除企業因要承擔巨額的賠償而面臨的破產風險；同時也能夠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維護和諧穩定。然而在保險實踐中責任險中侵權人“故意”造成的損失，不是責任險的保險標的。造成三鹿事件的根本原因是非食品用化學物質的故意濫用，是犯罪。刑事犯罪活動導致的后果，明明白白在保險公司“免責條款”覆蓋范圍內。近年來，歷次發生的多起食品安全事件，如加敵敵畏火腿、蘇丹紅鴨蛋、染色饅頭、瘦肉精、地溝油等等，無一不是侵權人“故意”造成的后果，都會被列入保險人“免責條款”范圍。

　　產品責任險≠食品安全責任強制險

　　問題在于，近來發表多篇研究生學位論文、專業期刊學術論文，甚至某些各級“兩會”代表、委員的議案、提案和發言中，都提到世界主要國家相繼建立了食品安全責任強制保險制度。錯！近日見到某地保監局組織該地主要國企、民企和外企保險企業，包括世界主要國家的著名保險公司在華分支機構或代表處人員在內，特別通過和國外母公司逐一核對情況，最終提供的政策研究報告（評審稿）文本是：“研究顯示，至今沒有一個主要國家和地區有專門的食品強制責任保險法規定。通過法律與監管雙重壓力，市場主體自覺不自覺地運用保險等手段，實施風險保障與賠償義務。”這些國家主要依據的是“產品責任法”類法規。在這些國家，食品和其他工業產品一樣一律適用“產品責任法”的相關規定，企業投保的是產品責任險、產品召回保險或產品污染保險等險種，這些險種純屬各市場主體的商業契約行為，而不是法律法規特意規定的強制行為。比如，在“產品責任法”類法規的框架下，美國食品安全侵權的理賠原則是無過失責任原則，只要發生食品安全侵權事件，不論食品生產銷售商主觀是否存在過錯，都要承擔巨額的賠償，這就使得食品生產企業不敢不“自愿”投食品責任保險。在德國，由于消費者團體的強大壓力，產品進入超市都需要提供已有保險合同，確認一旦發生索賠能夠及時得到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