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編：三中全會相當到位地規定了農民的土地權。這只是一個原則，還有待具體的政策，由政策到農民的現實權利，還有一個過程。可以想見，這個過程不是那么容易。僅是放棄從經營土地中獲得巨額收益的慣性，也是對地方政府的一個考驗。

　　在微信圈讀到一位記者朋友寫的一篇有意思的文章。文章介紹了一個“三中全會下新型城鎮化”的論壇，出席論壇的有政府官員或前官員，地產商和其他農商企業主，專家、學者和記者。論壇內容就不必轉述了。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論壇上為農民的利益，國家政策研究機構的一位前領導和記者觀點不合，紅了臉，說了傷人的話。

　　不為個人利益，只為是純粹的觀點之爭而投入感情，雖然可能涉及氣度，但仍屬可貴。政府研究機構的前領導和記者可能都認為自己了解農民，在為農民說話。可是，我覺得，他們都“沒有農民更了解農民”，不是嗎？

　　我是想以這個小例子來說，關于農民的問題，農民常常不在場。討論他們的命運時不在場，決定命運的時候也不在場。而在任何議事規則下，當事方不在場的討論和決定，都是低效的或無效的。事實上，如果在討論農民的問題時問一下農民的意愿，精英階層的爭論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

　　但在充滿偏見的精英習慣里，似乎沒有這個必要，并且所有人似乎都習慣了在所有的議程中都沒有農民的議席。受教育程度低、“無知”，被默認為“不會表達權利”的前提。

　　然而，這是一個偽命題。受教育程度低未見得不會表達權利，在中國的城鄉差距和階層差距的序列中，農民屬于較差的底層了，但是，他們卻是在利益面前不妥協的階層。

　　在今天以前，全國各地對農民的責任地和宅基地都實行“征用制”。即先從農民那里把土地拿過來，再對農民實行“安置”，然后把地賣掉，所產生的巨額效益則跟他們沒有關系，致使其中許多人失業，并成為城鎮貧民，其醫療和社會保險，要么沒有，要么很低。從十八屆三中全會對這種“征地模式”的不留余地的否定，我們也可以說它“很不合理”。

　　但從這種模式產生開始，農民就在不斷地抗爭。相關消息簡直汗牛充棟，遍布網絡。你怎么能說農民不會表達自己的利益呢？

　　而今，三中全會相當到位地規定了農民的土地權。這只是一個原則，還有待具體的政策，由政策到農民的現實權利，還有一個過程。可以想見，這個過程不是那么容易。僅是放棄從經營土地中獲得巨額收益的慣性，也是對地方政府的一個考驗。

　　回望過去，政府征用農民的土地，不僅農民個體缺少知情權，甚至作為農村土地的名義持有者——村或社的“集體”，也缺少發言權。以后，在實現三中全會規定的農民對土地的權利時，必須讓農民有自己表達自己的權利。

　　沒有取得他們的委托，任何人不可強行代理他們。這一點，知識精英和權力精英都要有認識。

　　（2013年第41期《南方人物周刊》何三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