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為日本不認真清算過去的侵略戰爭罪行，為日本右翼勢力的生存、發展提供了條件

　　后來，美國拋棄了在日本實行的非軍事化、民主化政策，轉而采取扶植日本右傾保守黨政權，變日本為反共的東方前哨陣地和美國“遠東兵工廠”的政策。可以說，“冷戰”為日本不認真清算過去的侵略戰爭罪行，為日本右翼勢力的生存、發展提供了條件。

　　在政治上，美國將投降后的日本政府原封不動地搬過來，變為美國占領軍的政策執行機構，并且保留了幾乎全部局級以下領導人，軍國主義的政治體制機構完好無損地得以保留。

　　在經濟上，在美國的保護和扶植下，日本大批被當作解散拆除或提交賠償對象的軍需工廠又重新恢復生產，為美軍侵朝戰爭的需要而大量生產槍炮子彈和軍需物資，日本成了美軍侵朝戰爭的后方兵站基地和補給基地。日本正是利用“冷戰”后兩個不同意識形態的國際社會陣營對立的時機，把賠償轉變為對本國經濟復興的援助。

　　在軍事上，隨著美國占領政策的轉變和重新武裝日本的意圖逐步明朗化，殘存的軍國主義勢力變換手法得以保存和發展：第一，用舊軍官充當警察，到1950年7月，日本建立了以現役軍人為基礎的7.5萬余人的警察預備隊。第二，以掃雷需要為借口，日本于1948年5月成立海上保安廳，編成1萬多人。朝鮮戰爭爆發后，又新增編0.8萬余人，實際上組成了一支小型海軍，并成了后來日本海上自衛隊的前身。第三，殘余軍國主義團體組織發展壯大，到1952年，以原將軍級和上校級舊軍人為主的日本軍國主義團體有60多個，他們大多是極右翼派，不斷為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翻案，主張重整軍備。

　　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由于“冷戰”政策的需要，美國顛倒是非，在《對日和約》中不承認日本1941年12月8日以前發動的戰爭是侵略戰爭，使日本多數青少年只知道本國遭受過原子彈的轟炸，而對日本當年對中國和亞洲人民所帶來的災難，卻全然不知或知之甚少。思想教育的誤導使日本殘余的軍國主義思潮得以繼續擴大。在戰爭責任問題上，日本社會被搞得是非顛倒，黑白不分，毫無正義可言，結果使日本國民沒有像德國國民那樣有一種負罪感。

　　民族文化性格傳統是日本右翼勢力日趨猖獗和軍國主義思潮泛濫的重要因素

　　日本的民族文化性格傳統，是日本右翼勢力日趨猖獗和軍國主義思潮泛濫的重要因素。美國學者賴肖爾在其所著《日本人》一書中說，日本地處亞洲東部一些散亂的島嶼上，四周是大海，在交通工具不發達之前，日本民族長期生活、困守在這些狹小的海島上，所以，“日本人表現出胸襟狹窄的國民性格，特定的生存環境造就了日本民族這一特定的文化性格。”

　　第一，“神道”是日本的國家宗教，并被確立為一種政治制度，成為日本近代向外侵略擴張的思想理論根據。直至20世紀80年代，時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頭腦中的神道教觀念仍然根深蒂固，他說：“日本人自天照大神以來，他們一般都優于西方和法國人”。美國學者伊恩·伯魯馬在其《一種新的日本民族主義》一書中指出：“大和民族派最重要的象征之一是東京的靖國神社，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成為正式行動是大和民族主義事業的主要目標之一……這種不合理的民族神秘主義的危險能夠導致在國內產生獨裁主義和在國外發生沖突。”

　　第二，日本是天皇的國家，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及其代表，是人間的神。明治憲法規定：天皇不但是國家元首，而且是主權所在。崇拜天皇思想深深銘刻在日本國民的靈魂之中，如同一種宗教的觀念意識，“皇國至上，天皇極尊，四海萬國皆為臣仆”的對外侵略口號，曾把日本民族引向對外侵略的歧途。

　　總之，以神的民族和天皇的國家為主要內容的皇國史觀，又進一步強化了民族文化性格中狹隘、狂傲、自私的一面，在對外政策上則表現出強烈的征服欲和貪婪的占有欲，這是近代日本屢屢發動對朝鮮、中國等亞洲各國侵略戰爭，且始終不曾悔改的重要歷史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