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 賈康
在經歷了30余年改革開放后，中國改革的實質性深化在當下卻成為一個頗有沉重感的話題。改革走到了“深水區”，阻力前所未有：所有帕累托改進式的“只有人受益而不會有人受損”的改革事項都已做完，任何一項深化改革的任務都會面臨既得利益“固化藩籬”強有力的阻礙。各項改革已深度關聯交織，“牽一發而動全身”。過去在局部發力尋求突破就可以改觀全局的空間已明顯收窄，更多更大的考驗正集中于“全面改革”這個基本概念之上。
現階段的主要特征，我覺得可以用四句話來描述。
“黃金發展”和“矛盾凸顯”相伴隨
在中國各地稍作調研就可以感受到，我們仍然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站在30余年高速增長后的新起點上，經濟增長發展的勢頭和市場成長的潛力仍在。不論是大城市、中小城鎮，還是不少農村地區，建設場景給人印象深刻。
但來自資源、環境以及其它矛盾的制約日趨明顯、咄咄逼人。霧霾已打擊大半個中國，某些地方新上馬的重化工項目不斷遇到民眾的強烈反對，且演變為震動全局的群體事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收入分配問題更為凸顯，社會心態越來越明顯表現出一些經濟體在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前所經歷的“端起碗吃飯，放下筷罵娘”、追求“民粹主義基礎上的福利趕超”等特征。
“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對沖
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已在“下臺階”，從10%左右下行到7%～8%的區間是大概率。
相關的下行因素包括：勞動力成本上升、人口紅利即將消失、老齡化社會壓力迅速到來，以及較高基數上投資“報酬遞減”的影響，等等。
不過，可以對沖下行因素的若干上行因素是最值得我們重視與爭取的。
這些上行因素包括：新型城鎮化紅利(“動力源”需求釋放引發的“成長引擎”效應)、科技創新紅利(走創新型國家道路、激發科技“第一生產力”的乘數效應)、社會管理紅利(社區治理、非營利機構和志愿者組織成長的基層自治、社會和諧的興利除弊效應)。
使這些紅利能夠釋放出來的關鍵，是實質性“攻堅克難”的改革能否變為現實。業已壯大的民間資本、社會資金，以及可以調動的民間智慧和活力，必須在改革中更多地貢獻“正能量”。至于新一輪價稅財聯動改革、投融資改革、國資體系改革和政府改革等，亦實在不可回避。一旦上述下行因素與上行因素對沖，我們所能爭取到的，是今后十幾年、二十幾年經濟實現年均7%～8%增速的次高增長與結構優化。
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相博弈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鄧小平南方談話后實施的以財稅為重點的宏觀層面配套改革，再到“入世”鎖定的全面開放格局，一系列改革創新解放了生產力，促使中國邁向現代化的新時代。但在漸進改革的過程中，既得利益也變得尾大不掉。十八大后，高層關于“壯士斷腕”的改革決心已有明確表述，但社會上、企業界、市場中對于在體制內“自我革命”的懷疑仍未消除。
在深化改革的努力與既得利益博弈的背后，是改革與社會矛盾累積這兩只老虎的賽跑。這兩只老虎各自要素齊全，都在往前跑。誰跑得更快一些，將決定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中國夢”的成敗。化解既得利益的阻礙，是改革的最難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