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中國經濟已經融入世界經濟，而國際經濟政策的協調和國際經濟治理的機制還沒有健全的情況下，如何在國內經濟政策與國際經濟政策之間進行取舍？如何判斷國際經濟形勢和開放經濟變量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美國退出量化寬松使中國經濟再次面臨緊縮的壓力，我們還有多少可供選擇的政策？還有多少政策空間可以實施經濟刺激政策呢？
如果說在2008年的時候我們還可以說有錢可花，有事可做，有人可用，而現在，從錢的方面來看，為應對危機推出的刺激政策留下的負擔還沒有被經濟增長所化解，銀行系統的超貸還需要控制，地方債也需要償付；從事的方面來看，上一次正確地選擇了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了大量回收期長的項目，近期如果真的再需要一輪新的刺激政策，著力點又在什么領域呢？服務行業的發展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短板，但是服務行業的發展對投資的需求卻遠遠比不上基礎設施；從人的角度來看，隨著中國人口結構的快速轉變，劉易斯拐點即將到來，事實上，在近年中國勞動力短缺問題已經開始顯現。
當前的這些困境說明，我們已經到了必須扭轉習慣性的傳統思維，徹底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時候了。如何有效地擴大內需，改變中國經濟過度依賴投資和外需的增長模式，真正實現可持續的科學發展方式，就需要我們進行更深刻改革。新一輪的改革不僅能夠帶來新的改革紅利，促進新的經濟增長，還可以矯正扭曲的經濟結構，并能夠通過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建立起均衡發展的長效機制，而這也正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告的意義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