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教育公平、人口紅利、地方債務、農業、洋八股、經濟危機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劉云杉：教育成為稀缺機會分配的代理機制】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劉云杉表示寄望教育公平所實現的逆襲，有一明一暗的兩個治理邏輯：顯白的邏輯是教育功能的異化——人們期待教育成為夷平社會階層的利器，實踐中，教育更準確的功能是充當重新洗牌的核心機制。教育公平允諾社會團結與融合，實質卻以成就等績效為標準導致新的社會分裂。荒誕但合理的邏輯由此成立：促進整合與團結的教育卻成為稀缺機會分配的代理機制。
隱微的邏輯則在于：在教育公平所主導的民主社會中，正在舉辦一場規模盛大的賽跑，政治層面上的平等參與動員，經濟層面的投資收益誘導，讓越來越多的人卷入競爭——不管是兔子，還是烏龜，都來比賽跑步。這場比賽要持續地玩下去，就不能讓烏龜徹底絕望而退出，在過度的訓練下，烏龜確實跑得與兔子相差無幾。
摘編自《中國青年報》詳細》》
【成思危：中國將錢借給沒有還款能力的地方政府】
第九、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指出“美國的次貸危機是把錢借給沒有還款能力的個人，中國是把錢借給沒有還款能力的地方政府”,成思危說，“現在看來地方政府要想按照原來的約定按期還款，大概有一部分政府是做不到的。因為地方政府的還款能力，一是靠賣地，一是靠稅收。”成思危表示，當“賣地”和“稅收”受到限制時，地方政府的還款能力就會受到影響，造成“借新債還老債”。
在成思危看來，影響未來經濟發展的問題有三點：地方債務、環境問題以及對投資的過度依賴。
摘編自《中國青年報》詳細》》
【蔡昉：人口紅利消失 要向制度和改革要紅利】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員蔡昉認為人口紅利消失之后，中國經濟增長新的動力在哪兒？答案是：在人口紅利消失后，要向制度要紅利、向改革要紅利
中國如果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必須長期視角與短期視角相結合，正確判斷經濟形勢。不能采取大規模刺激政策，靠補貼扭曲資本價格只能導致產能過剩、背離比較優勢和保護落后，最終損害實體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面臨的真正挑戰，不在于短期的宏觀經濟需求因素，而是長期的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問題。而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根本在于，繼續通過改革獲得制度紅利，即通過改革創造更好的生產要素供給和生產率提高的制度條件，達到提高“潛在增長率”的目的。
蔡昉的結論是：進一步加強結構改革，關注供給因素，提高“潛在增長率”，即通過改革獲得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這是“李克強經濟學”的要旨所在。
摘編自《中國青年報》詳細》》
【張紅宇：我國農業生產關系變化的新趨勢】
農業部產業政策與法規司司長張紅宇指出在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中，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所處的宏觀背景和微觀基礎都在發生深刻變化。在土地集體所有、農戶家庭承包經營基本框架下，具體表現為“集體所有、農戶自營”的土地經營模式正逐步向“集體所有，農戶自營、合作社經營、企業化經營”多種模式并存轉變。這是一種悄然進行的誘致性制度變遷，當其發展到一定程度，需要政策法規等正式制度作出有效回應。其基本方向應是：構建以集體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經營為特征，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離”的新型農地制度。
摘編自《人民日報》詳細》》
【“洋八股”：沒有思想營養的罌粟之花】
“近10年來‘洋八股’發展太快了，它摧殘了健全的思維，窒息了我們民族的智慧和學術創造力。”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曹錦清如此評價“洋八股”。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杭生也憂慮地表示，現在出現了一代對中學知之甚少、處在文化斷層邊緣的社會科學學者。照搬照抄西方概念，成為西方話語的傳聲筒。
20世紀前半期的中國學者還有深厚的中學基礎，留學歸來后，他們中很多人成為學貫中西的大師級人物。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社會科學學者是學習西方社會科學出身的，對西方理論照抄照搬、亦步亦趨，還自以為站在學術前沿，習慣用西方概念來裁剪中國社會現實，而不善于用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快速轉型中的中國社會。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詳細》》
【李萬：上海如何邁向世界級的創新生態系統】
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研究員李萬認為上海要以優良的自然生態環境、包容的多元文化氛圍，動態集聚全世界最優秀的人才、最頂尖的智慧、最具創意的“點子”，將中國不斷提升的中高技術制造能力、多層次市場優勢與國際產業、市場體系相聯結，不斷推出產業原創的領先產品和服務，形成具備強大全球創新資源配置能力的重要創新樞紐。
充分結合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對創新要素配置的導向性作用和政府對產業進化的促進性作用，聚焦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領域，強化張江與硅谷之間的人員往來與知識流動，以服務型制造推動支柱產業和主導產業持續向價值鏈高端遷移，從而使上海的產業創新生態系統成為中國產業群落演替和進化的重要“風向標”。
摘編自《東方早報》詳細》》
【新自由主義是國際金融危機的思想根源】
上海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執筆權衡: 經濟全球化提高了全球資源配置效率，信息化加快了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但是，私有化的利益最大化和收入分配嚴重失衡，發達國家的過度消費、過度負債，發展中國家的過度儲蓄、過度投資，使得國際經濟貿易平衡實際上是一種“恐怖平衡”。因此，國際金融危機愈是蔓延，人們就愈是感受到金融衍生品創新背后的貪婪和無節制，感受到私人利益集團暗中操縱金融機構的骯臟和殘忍，感受到經濟私有化擴大兩極分化的荒謬和偽善，感受到全球化擴散機制使得危機蔓延更快、破壞性更強的陰鷙和險惡，也就深切感受到，是全球產業分工和價值鏈分工造成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結構性的嚴重失衡和分配不公。
事實證明，西方新自由主義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化險為夷、轉危為安，就必須與長期主導經濟全球化的價值觀體系，特別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思潮劃清界限。沒有思想體系上的重構、制度建設上的重建，就不能根除滋生危機的思想根源，也就不能真正避免周期性危機的發生。
摘編自《人民日報》詳細》》
（光明網記者 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