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民大學統計學院　宋科

　　當前，我國欠發達地區面臨“既要趕又要轉”、“既要快又要好”的雙重約束。只有高度重視金融發展的先導性作用，才能實現金融先行以助推經濟社會后發趕超的預期目標。因此，需要處理好以下四種關系。

　　處理好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從13世紀的威尼斯到17世紀的阿姆斯特丹、19世紀的倫敦，再到20世紀以來的紐約，國際金融中心的興衰交替，真實地反映了世界經濟版圖不斷拆分與重構的歷史進程。從某種意義上講，世界史就是一部金融與經濟彼此交織、雙向互動的發展史。一方面，金融通過直接構成經濟增加值、增加資本要素投入和提升資本要素生產率等方式，助推經濟發展。另一方面，經濟規模擴大和結構優化，又會產生對交易結算、動員儲蓄、分散風險、配置資源等金融功能的需求。

　　在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金融發展存在“供給領先”和“需求追隨”兩種模式。一般而言，在經濟欠發達階段，“供給領先”發展模式居于主導，金融部門通過適度超前的金融服務和產品供給來“引導”經濟增長。爾后金融發展水平逐步向經濟發展水平“收斂”，金融服務和產品供給伴隨經濟發展的需求而產生，最終實現“供給領先”向“需求追隨”型發展模式主導的轉變。因此，欠發達地區應當抓住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采取“供給領先”型發展模式。

　　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由政府與市場關系問題衍生出的學派，總體上可以歸于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兩個基本派系。正如1929年大蕭條催生凱恩斯革命、滯脹帶來經濟自由主義復興、次貸危機引發世界經濟版圖重構，在實踐中對于兩者關系的把握，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

　　20世紀50年代以來，發展經濟學的興起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正反兩方面的例子，為把握欠發達地區干預經濟的“度”提供了豐富素材。一是世界銀行的研究表明，二戰以來能夠連續25年以上保持7%以上經濟增長的后發趕超經濟體只有13個。它們的共同特征是，既充分強調了市場配置資源的重要作用，又擁有一個積極高效的政府。二是以蘇聯為代表的東歐、拉美地區的國家，在二戰后實施進口替代，優先發展重工業，強調政府對企業的補貼，由此引起腐敗和尋租行為等問題，阻礙經濟發展；20世紀90年代以來，部分發展中國家奉行華盛頓共識，嚴格限制政府干預，經濟過度自由化導致經濟績效降低，引發政治不穩定。可見，過度強調政府作用或者市場均不足取。

　　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的命運同樣與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休戚相關。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要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目前，中西部欠發達地區普遍存在大政府、小市場特征，要厘清經濟運行當中政府與市場的有效邊界，做到既能尊重市場規律又能充分發揮政府作用。

　　處理好金融政策統一性與差異化的關系

　　金融運行的質量與效率，具有顯著的局域經濟差異化特征。受制于經濟發展水平、區位優勢等因素，我國東部發達地區金融發展水平顯著高于中西部欠發達地區。2012年末，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銀行業資產總額的全國占比，分別為59.5%、14.9%、18.5%和7.1%，保費收入全國占比分別為54.5%、19.1%、19.0%和7.4%。

　　在金融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的情況下，區域之間的資金流動與金融資源的配置表現出強烈的非均衡性。因此，欠發達地區在現行的政策約束條件下，需要結合自身實際，爭取更大的政策空間來實現差異化和針對性，實施能夠充分發揮自身比較優勢的區域性經濟金融政策。具體而言，應重點強化以下三個方面的金融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