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信貸膨脹是從1979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開始的。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美國獲得了發鈔權，于是美元的供應量急劇膨脹，問題隨之而來：第一，貨幣供給缺乏有效約束，貨幣政策能松不能緊。正是管理紙幣本位制度下貨幣政策的這種單邊性質，造成了流量貨幣供給的單邊增長，從而導致了存量貨幣的不斷堆積。

　　第二，經過持續不斷的金融創新，一個規模龐大的證券化和金融衍生交易市場應運而生。這個新的市場為資本帶來了新的盈利機會，從而導致了世界性盈利模式的變化，即不是通過真實財富的創造、而是通過金融交易來獲利的經營模式開始在世界范圍內盛行起來。

　　第三，持續不斷的貨幣創造，再加上市場規模不斷擴張的證券化和金融衍生品交易，導致了信貸供給和需求之間的擴張性互動，從而帶來了世界經濟史上最大規模的信貸擴張。在1970年代的時候，世界的信貸規模與GDP基本相當，可是到了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時候，世界信貸規模已經達到了世界GDP的3.6倍左右。

　　在信貸泡沫化發展過程中，缺乏信用的次級債是導致危機發生的關鍵性因素，次級債的證券化及其衍生交易、以及交易過程中杠桿率的不斷放大，使得信貸泡沫變得異常脆弱。結果，當時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為控制資產泡沫而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時候，脆弱至極的泡沫便被捅破了，并因為世界經濟的全球化而迅速演變成為一場全球性金融危機。

　　中國也有可能發生像美國那樣的信貸泡沫破滅的危機。截止2012年底，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約為51.6萬億元，但是同期的廣義貨幣供應量則高達97萬多億元，從2004年至今，年度廣義貨幣供應量以年均16%的速度增長，其增長速度幾乎達到GDP增速的一倍左右，從而使得中國今天的廣義貨幣供應量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的2倍以上。中國的廣義貨幣供應量之所以會變得如此巨大，主要是由商業銀行的信貸擴張造成的，而商業銀行不遺余力地擴張信貸規模則與以下兩個因素有關：一是因為中國幾家規模特別巨大的商業銀行均為國家所有，而國有控股商業銀行的道德風險通常都要大于私人商業銀行；二是因為商業銀行有國家管制利率的保護，在存貸款利差的激勵之下具有強烈的信貸擴張欲望。于是，盡管同期央行基礎貨幣的供應量不算太大，但是商業銀行利己主義的信貸擴張行為導致了貨幣乘數的不斷放大，從而造成了中國廣義貨幣的超常供給。

　　這樣，曾經在美國發生過的事情在今天的中國又開始重演了：通過金融交易而不是真實財富創造的盈利模式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房地產迅速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高杠桿融資成為普遍現象，以致企業的負債比率平均高達65%以上；在正規金融體系（俗稱白市）和非正規金融體系（俗稱黑市）二元并存的結構下，利用黑白兩市的利差，商業銀行熱衷于表外業務、凡是能夠從白市低息獲得貸款的企業和機構紛紛進入黑市高息放貸套利。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供應量不斷增加的貨幣并未進入實體經濟部門創造就業和財富，而是進入到了存量資產部門（房地產部門）、以及以交易獲利為目的的債務鏈。

　　更為可怕的是，在不斷的金融交易和轉手中，中國的實際利率持續上漲，甚至發生了資金利息率和企業利潤率倒掛的現象（即實際資金利息率高于企業利潤率），而這又會誘使更多實體經濟部門的企業放棄實業、將資產變現后去從事金融交易活動。中國的信貸泡沫由此而迅速膨脹。面對中國當前不斷膨脹的信貸泡沫，我們必須采取以下措施予以防范：第一，改革二元結構的金融體系，推行利率市場化改革，從體制上消除金融投機和套利的機會；第二，加強監管，確保社會金融活動回歸到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正確發展道路；第三，鼓勵資金回歸實體經濟，為此需要推行積極的產業擴張政策，而不是當下的產業緊縮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