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黎

　　中美雙方需要合作，這已然成為中美雙方的共識。然而，中美關系的高度復雜性導致兩國關系的發展不可能一帆風順，必將受到諸多主觀、客觀因素的阻撓和破壞。其中，主觀層面的思維因素貫穿于外交政策的形成、執行和調整等階段，可以說是最具穩定性和持續性的因素。

　　美國的“包袱”

　　中美關系中，思維因素普遍作用于兩國政治精英和普通民眾，并反映在各自外交政策之中。概而言之，在美國方面根深蒂固地存在著以下四種“包袱”，阻礙中美關系健康發展的負面思維。

　　源于歷史經驗的宿命思維。一些美國的學者與政治家基于對以往霸權更替的考察，傾向于以一種宿命的態度看待中美關系，認為新興國家必定要挑戰既有霸權，中美之間的碰撞不可避免。換言之，中美兩國的沖突是結構性的，不可調和的，“戰爭很難避免，可能因為臺灣或朝鮮半島”（米爾斯海默語）。這種思維在具體的國際關系中集中表現為對中國的不信任和敵對感。如防空識別區這一問題，日本、韓國設立，美國可以理解，但到了中國這里，卻被美國解讀為對美國在該地區影響力的挑戰。

　　源于自由主義的霸權思維。這種霸權思維在外交上有兩種表現。一方面是認為美國的霸權具有天然合法性，別的國家都需要美國，因為美國為世界提供公共產品。因此，在中美兩國間交往過程中，美國常以“世界警察”自居，并對中國指手畫腳。另一方面是對霸權念茲在茲，即使在國力相對衰落時，美國仍寄希望于借助地區戰略伙伴來分擔霸權成本，維系其霸權，如通過維系與強化美日同盟來鞏固其在亞洲的領導地位。

　　源于自信心下降的敏感思維。爆發于2008年的經濟危機撼動了美國的經濟霸權地位。以雷曼兄弟的倒閉為起點，美國經濟陷入嚴重衰退，自信心隨之受到了沉重打擊，進而表現為反應過激。一方面，對于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一舉一動更為敏感；另一方面，從普通百姓到政治精英都對中國的發展表現出難以名狀的疑慮和焦躁。對于中國發展的近期目標、長遠規劃、實現方式等都懷有深深的憂慮感和不確定感，這也就是為什么美國近年來從提出“戰略再保證”再到推進“亞太再平衡”的原因所在。

　　源于實用主義的矛盾思維。“利益至上”是講究實用主義的美國決策精英所信奉的圭臬，并始終以此為主要依據來處理外交事務。中美兩國能在上世紀70年代因為共同的安全威脅而跨越意識形態的鴻溝走在一起，便是一個絕佳的例證。與此同時，在美國政治生活中，以杰斐遜、杰克遜和威爾遜的外交思想和實踐為代表的對價值觀的追求則作為“一支看不見的手”，對“利益至上”原則予以了某種形式的制衡，從而以“交響樂”的形式影響著美國外交決策。這其中既有實用主義的功利，又有意識形態的堅持，正是這兩種思想決定了美國外交思維的兩面性。具體而言，在安全領域，既要通過防范中國來保持亞太地區均勢，又希望中國在維護地區穩定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在經濟領域，既不斷地在匯率、貿易等問題上敲打中國，又希望借力中國維系自己的繁榮；在政治領域，既否定和質疑中國的發展模式，又希望中國成為自己全方位的“利益攸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