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專業型智庫的前景表示擔憂

　　文匯報：從智庫的運營模式看，東亞的智庫，以韓國為例，大部分受政府資金支持，日本的許多智庫由財團資助，如何避免這類智庫所出具的研究報告受出資方意愿的影響？特別是避免按照出資人意愿來出具報告的可能性？

　　麥甘：無論是在亞洲，還是世界其他地方，智庫的可信度取決于其可靠性、獨立性。如果智庫已經預設了研究結論，或者出于出資方的考慮而做出具有嚴重傾向性的報告，那么毫無疑問，它將動搖其立身之本。事實上，這并非是一個新問題，多年以來，人們就在討論如何讓政府和公眾能夠更加獨立、科學地進行公共政策問題研究。

　　文匯報：從中國實際看，很多智庫都是由原先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轉型而來。在轉型過程中，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麥甘：學術類智庫最大的問題在于，它們傾向于套用理論，缺乏以政策為主導的研究框架。毋庸諱言，在權力、知識和公共政策之間，橫亙著一條看不見的鴻溝。政策制定者希望通過智庫，搭建起跨越這條鴻溝的橋梁。對于學術性智庫而言，他們必須明白，智庫的角色或者其存在的意義在于：通過分析和解釋，將復雜而多變的問題轉變為政策制定者和公眾都能接受的文本，而不是將其變得更艱澀難懂。

　　文匯報：在中國智庫發展途徑上，存在著優先發展專業性智庫還是綜合性智庫的問題，您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是什么？

　　麥甘：的確，智庫之間也面臨很多競爭。讓我們回到智庫的定義，它是政策制定者與公共人群通過智庫這一渠道來獲取信息。但就目前而言，我對專業型智庫的前景表示擔憂。

　　第一，它呈現出過度專業化的特點，這是一種危險的途徑，它忽略了科研質量，為專業而專業，不注重與普羅大眾的銜接。這一點必須警惕。

　　第二，從經費角度看，我認為一家智庫涉獵的領域不宜太廣。有的可以采取交叉學科的科研機制，有的采取團體機制。與此同時，應該有兩類智庫專家，一類是專項專家，他們擁有專業的優勢和特定服務領域和對象；第二類是靈活性的、跨領域的、綜合性的專家，他們研究第一類專家不研究的課題，并且與其他智庫保持密切聯系。

　　第三，我認為，智庫要注意平衡政策研究者短期內要求研究的課題與長遠規劃，對于未來符合政策制定者利益的，智庫要未雨綢繆，提前準備。

　　最后一點是，智庫的研究應該是政策為導向的研究。智庫和高校的差異就在于：智庫集中在政策研究的問題上，而高校研究以學術為導向的問題。

　　文匯報：就中國情況來看，智庫往往是問題導向制。為研究一個問題成立智庫，隨著問題解決或者重心的轉移而導致該類型智庫的衰落。您怎樣評價這樣的模式，如何建立智庫長久運行的模式？

　　麥甘：的確，一些智庫面臨這類生存問題，因為它們的研究領域過于專業，或者研究的重心太過狹窄。我們必須意識到，世界瞬息萬變，新的信息和問題層出不窮。作為智庫，我們只能不斷追趕這些問題和變化，以適應這個變化的世界。智庫既需要在多學科、多領域內有所涉獵，也需要讓研究者迅速進入新問題出現的領域。

　　我的建議是：由于現有學術機構和團體是按照傳統的學科設置來建構和組建的，而現在我們面臨和遭遇的問題往往需要更加“流行”的學科和方法才能討論、解決，但現有的傳統學科無法應對這些問題。因此，我強烈建議智庫能在以下兩點實現突破：

　　第一，在智庫的組建和架構上真正體現多學科、現代化的特點。

　　第二，在智庫的架構上搭建起兩個層次的人才隊伍：一是專業化的研究人員，他們坐在書齋里長期對固定問題進行研究；二是聘請一支流動人才隊伍，對新出現的問題進行研究，從而構建一個有活力的研究環境。

　　文匯報：在您看來，中國智庫要想走出國門，還面臨哪些方面的挑戰？

　　麥甘：我和北京、上海的中國學者們都討論過這一話題。毫無疑問，中國智庫正展示出走向世界的興趣和決心。但在世界智庫界而言，除了口口相傳之外，卻很難有機會了解中國智庫。

　　造成這一現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認為其中有一個因素很關鍵：很難通過互聯網了解中國智庫，這些智庫要么沒有自己的網站，要么網站是純中文界面，這讓很多國外學者很難通過互聯網了解其信息。畢竟，全球智庫高度依賴互聯網技術，我們每年都有很多通過互聯網視頻進行的國際會議，但中國智庫卻難以通過這種形式介入。如果中國智庫希望真正走向世界，它們必須在信息技術上投入更多精力，并由此實現建立其在世界范圍內的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