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必須具有一定的制度績效

　　一個國家的政黨制度是否能促進和保障生產力持續發展、經濟建設取得成就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是考察其是否具有合理性、優越性的重要標志。

　　觀察和衡量政黨制度成功與否，應看重它在社會實踐中的作用。2011年歐債危機發生以來，希臘、西班牙多黨制為政治選舉的強力所扭曲，許多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不能及時、有效地解決，為反對而反對的現象普遍存在，政黨競爭成為政黨間互相攻訐拆臺的工具，持續不斷的斗爭造成嚴重內耗，給國家帶來嚴重損失。政治選舉造成民主的“短視化”，各政黨“選票第一”，為了拉選票競相討好選民，開出的各種直接和間接的福利支票耗盡了國庫，國家的經濟成了寅吃卯糧的債務依賴型經濟。選舉許下的諾言難以兌現，政黨上臺執政后不負責任，執政無力，不能解決國家面臨的重大問題，最終給人民帶來了災難。

　　半個多世紀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表明，中國政黨制度保證了社會各階層最廣泛的政治參與，保證了社會政治的穩定，增進了人民的團結，促進了生產力的持續發展，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事實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為政治核心，沒有多黨合作，就不可能實現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的共同目標。

　　（四）政黨制度不斷地發展完善

　　凡是成功的政黨制度都是與時俱進而非僵化的，都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而不斷地發展和完善。這是一條普遍規律，在這方面德、法兩國有成功的案例。

　　戰后德國多黨制是汲取魏瑪共和國多黨林立、政治混亂，甚至讓納粹黨通過合法途徑上臺、發動世界大戰、給人類造成深重災難的深刻教訓后進行改造而形成的。《基本法》規定聯邦德國是一個“民主的社會合作的聯邦國家”，“政黨參與形成人民的政治意志”，[5]確立了政黨的憲法地位，強調政黨的憲政作用，實行以政黨政治為運作基礎的議會制，把政黨看作是實現民主政治的中心力量。1967年制定的《政黨法》規定，政黨塑造民意的途徑有二：一是執掌政府大權，二是參加選舉。又規定一個政黨如在六年期間未參加任何聯邦或州的議會選舉，其政黨資格將被取消。在選舉制度上，采取了限制小黨參政的兩票制和“5％條款”，即在同一次選舉中，選民投票要同時投出兩票，分別選出一名選區議員和一個政黨。其中第二票具有決定性意義，因為進入聯邦議院的政黨必須獲得全部選票的5%，才具備按比例代表制分配議席的資格，所以“5％條款”也叫做“關門條款”。這一選舉制度的實行，導致長期以來形成了以基督教民主聯盟和社會民主黨為主，聯合自由民主黨或綠黨執政的“兩個半黨制”，為聯邦德國的政治穩定創造了條件。法國一向是一個多黨制國家，也是多黨制的發源地。在第四共和國時期（1946~1958年）實行議會制的憲政體制，多黨林立。各個政黨之間意識形態差距甚大，再加上議會選舉實行比例代表制，阻礙了政黨間的合作或合并。因此政局不穩，內閣更替頻繁。1958年依照戴高樂的理念制定了1789年革命以來的第16部憲法，糾正了第四共和國時期所產生的問題，鞏固行政權，限制立法權，將主管國防、外交的權力交給總統，實行總統和議會均由全民直選的半總統半議會制。這種“半總統半議會制”使得各政黨左右政局的能力大大削弱，糾正了多黨議會制的弱點和不穩定性。長期以來法國雖多黨并存，但政黨的政治光譜色彩鮮明而典型，直到現在能左右法國政局的只有四個黨派，即保衛共和聯盟、法國民主聯盟、法國社會黨和法國共產黨，形成右、左兩翼主導與極右翼等小黨并存局面。第五共和國形成了自己的鮮明特征和獨特運作機制，并由此衍生出與之相適應的選舉制度與權力制衡機制。它兼有總統制和議會制這兩個政治體制的特點，是這兩種體制折衷和妥協的產物，但又不是總統制和議會制的簡單混合體。

　　由此可見，政黨制度與一個國家的社會歷史發展密切相關，不能強行簡單移植，同時政黨制度必須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而發展；人類政治智慧可以作用于政黨制度，對它進行限制或改進。在當代中國，多黨合作制度雖然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而產生，但經歷過一個從自在到自為的過程。上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中共中央十分重視多黨合作制度的建設與發展。1989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的意見》，明確了執政黨和參政黨各自的地位和性質，明確了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明確了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的基本點即“一個參加三個參與”。中共十六大繼續把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推向前進。中共十七大從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戰略高度，對加強和改進人民政協工作做出全面部署，要求人民政協推動制度創新和工作創新，更加奮發有為地履行好自身職能。中共十八大提出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發揮人民政協協商民主的主渠道作用。這些舉措使得當代中國政黨制度呈現與時俱進的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