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謝寶富

　　2013年至今，中央先后已出臺15個文件通知，以“嚴禁”“嚴查”的口吻砍除公務員的“灰色利益”，致使一些人感嘆“官不聊生”。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整飭吏治的決心日益堅定，力度越來越大，對各級各類官員的管束和懲治日趨嚴格，一批批“老虎”、“蒼蠅”相繼落馬，眾多違反作風建設禁令的官員被查處，官員們普遍比原來收斂、低調多了，有些人甚至“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已至”，痛感“官不好當”、“官不聊生”。

　　對于“官不聊生”現象，輿論界給予了近于一致的積極評價。有人認為它是中央反腐敗和作風建設初見成效的表現，本質上是好事而非壞事；有人直斥它是“偽命題”，是官員群體“矯情”；有人解讀它的本意就是官員既然選擇了公職就應以蒼生為念，既要殫精竭慮、一心為民，又要將自己置于透明的魚缸里，隨時準備接受社會大眾的審視和挑刺，臨深履薄，很難舒服。從嚴治吏，讓各級各類官員倍感“官不好當”，固然是好事而非壞事，但對所謂“官不聊生”現象也應理性分析、分類對待，不應做簡單或過度解讀。

　　“官不聊生”的復雜蘊含

　　“官不聊生”從“民不聊生”延伸而來，直接的意思當然是官員無法營生，但漢語的魅力常是“意在言外”，同樣一個字、詞在不同的語境里往往會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含義。很顯然，被輿論所樂道的“官不聊生”，并不是指中國整個官僚系統都因新一屆政府的反腐敗和作風建設舉措而人人自危，無以為生，而主要是指那些貪腐的官員尤其是那些貪腐并已露出些許馬腳的官員，在黨和政府的反腐重拳之下開始憂心忡忡，寢食難安。“官不聊生”應是對該現象的概括性表述，帶有某種突出、強調的蘊含。因此，說“官不聊生”是“徹頭徹尾的偽命題”，是官員群體“矯情”的表現，似有未仔細把玩“官不聊生”的真味之嫌。而“官不聊生”之所以能成為“貪官無以聊生”現象的概括性表述，且能為社會大眾普遍接受，也揭示了官僚系統內貪腐現象為社會大眾所厭惡和反感。

　　不過，在時下的語境里，將“官不聊生”僅僅視同“貪官無以聊生”、“貪官不能貪了”是不全面甚至是不準確的，因為“官不聊生”除了有此蘊含之外，還更被官員甚至社會大眾越來越多地賦予了“為官不易”的感慨。對該類感慨應予理性分析、分類對待，并非所有“為官不易”的感慨都越多越好，并非一切“官不好當”的感嘆都應被輿論所熱捧。

　　不可否認，有些“官不好當”的感慨確實是越多越好，應成為“社會常態”。例如，中央密集出臺的一系列以“禁”字打頭的反腐敗和作風建設舉措，在工作和生活的眾多領域都給官員戴上了越來越緊的“緊箍咒”，使其不敢以權謀私，不敢收受賄賂，不敢飛揚跋扈，乃至“不能坐好車了，不能喝好酒了，不敢上酒店了，連辦公室也要擠一擠了”，使其感到“官不好當了，當官沒意思了”。這樣的“官不好當”不可不謂“越多越好”。

　　但是，也有一些“為官不易”的感慨應予以理性分析、合理排解，并非越多越好。例如，一些單位業已形成群體性腐敗，個別單位甚至已出現不送禮就無法辦事、不腐敗就無法立足的“小氣候”，那些身處單位腐敗的“小氣候”和中央厲行反腐的“大氣候”夾縫中的不想或不敢腐敗者當然只有倍感“為官不易”的份。如此“為官不易”的感慨焉能越多越好？

　　不可否認，某些官員痛感“為官之難”、心理負擔過重的根本原因，不是不想或不敢腐敗，而是已經腐敗，但是如若某些位高權重的崗位貪官“前腐后繼”，那么這樣的“為官之難”中多少也應該有那么一點“無奈”。我們在反思其教訓時也就不應僅僅反思“老虎”、“蒼蠅”個體的原因，而更應反思其背后的制度和文化因素。

　　眾所周知，我國行政體制具有某些壓力型特征，即所謂權力、資源、編制逐級上收，任務、指標卻層層下壓，使身居管理、服務一線的基層工作者有時不得不“以最弱的肩膀挑最重的擔子”，某些一心“唯上”的官員為了政績和升官的需要甚至霸道地呵斥下級“任務、指標必須落實，采用什么手段我們不管”。在這樣的工作環境里，身處中央不許胡作非為的作風建設禁令和上級霸道要求夾縫中的基層干部感慨一下“為官不易”，又為何不值得民眾的理解和同情？

　　我國公務員薪資偏低，在作風建設到位的黨政機關中的年輕干部，在高房價的重壓下，經濟上確實頗有難處，他們埋頭公務之余，抒發一些“為官不易”的感嘆同樣應被理解。問題的關鍵是長期以來不少機關干部隱性福利或灰色收入不菲，民眾也多持如此認識，以致只要官員一叫窮，民眾就會發自內心地反感；只要政府一說給公務員加薪，“為民請命”的專家學者即會“鳴鼓而攻之”，令政府左右為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