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官不聊生”問題的對策建議

　　盡管給官員以適當的壓力，使其感到“官不好當”、不敢驕縱腐敗是好事而非壞事，但是事情總是一分為二的，如果官員普遍感到“官不聊生”、心理負擔過重，那么于私于公也未見得是好事，因而對“官不聊生”問題應予以合理化解。

　　首先，完善監督制度、積極預防并堅決懲治腐敗是對官員最好的愛護，也是排解其心理壓力的最佳方式。“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權力具有天然的誘惑性和腐蝕性，而人生來又是有缺陷的，人無論如何進化，“都改變不了自己來源于動物的本質”，都無法使自己百分之百地脫離低級趣味，也就是說人很難徹底拒絕權力帶來的誘惑與腐蝕，因而需要對權力進行監督。而權力監督又須具備多種條件：一是監督主體與監督對象必須相互獨立；二是監督主體的權力不能弱于監督對象的權力；三是監督對象的活動必須具有公開性；四是監督主體一旦監督失職即須承擔政治、法律責任；五是在完善各項監督制度的基礎上清理腐敗“呆賬”，解決“陳量”腐敗問題。一個很淺顯的道理是，權力監督制度完善之日便是官員為官輕松、太平之日。很顯然，在此方面，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長。

　　其次，鏟除“官本位”和過于以“成王敗寇”標準論人生高低的社會心理，重塑政治文化。不少官員寧可冒著坐牢甚至殺頭的風險也要以不正當手段往上爬，這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和執著的背后，不僅是個人的虛榮心在作祟，還更有“官本位”和過于以“成王敗寇”標準論人生高低等社會文化的“激勵”與“強迫”。一些人當了十幾年副科長沒提正科，當了十幾年的講師沒升副教授，他們見了老同學就自然而然地覺得有點“不大好意思”；可是許多人做了大官沒做實事，當了名教授實際上是“包工頭”和“老板”，并沒有什么真正屬于自己的成果，卻不僅不被人看不起，反而可能被社會所普遍崇拜、敬仰，他們自己也覺得挺“紅火”的。原因在于我們的社會風氣很多時候崇拜并激勵的是當大官而非做實事，是高職位而非真學問。因此，要想真正給公務員減壓，使其能夠帶著一顆平常心去為民做事，僅從制度和個體角度改革和調適是遠遠不夠的，社會文化上的洗心革面才是最根本的。

　　再次，樹立正確的人生觀、政績觀。一些買官賣官的官員原本衣食無憂，社會地位也不低，甚至早已榮華富貴。他們為什么還要“自加壓力”、寧可冒著坐牢甚至殺頭的風險也要志在“升官”？一個很關鍵的原因是在很多官員心中“官位的高低”已等于“人生價值的高低”，至于做了大官后能否做成大事，則往往不是他們所看重的了。就像大學里的很多老師一樣，一生汲汲營求的是“職稱的高低”而非“學問的大小”。可是，高職位不僅是有限的，且“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不知何處見頂。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即使傾盡畢生精力也無法登上權力和職位的頂峰。既如此，為何不換一個方式來思考：在人生的價值坐標里，能否以做實事來替代做高官，不以職位高低論是非，而以是否為民辦實事、好事論是非。如若這樣的話，即使制度再不健全，即使一些崗位“不腐敗就很難立足”，風險很大，也能謹守一顆平常的心，過著一份從容恬淡的日子。如此，當然也就不存在什么壓力排解、心理調適問題。只不過，在一個過于“務實”、“唯物”的社會氛圍里，唱這種類似奧斯特洛夫斯基“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的高調，除了找罵，恐怕不會有任何效果。

　　最后，改革政府體制，適當提高公務員物質待遇，給公務員以較多可作為的空間和相對體面的生活條件。我國政府縱向層級過多，很多職權、編制和資源被截留在“用文件落實文件”的政府中間層，任務和責任卻層層下壓，職權與職責頗不對稱；一方面，黨政群機構林立，閑置機構及冗員不少，另一方面，城市化進程中萬事叢脞的城鄉基層苦于缺少編制、財力，使必須用具體行動來落實文件的基層開展工作時倍感力不從心。建議在精簡政府層級、重組黨政群機構的基礎上，將節省下來的編制、資源充實到一線基層，賦予基層干部與其職責相匹配的職權，以緩解其工作及心理重負，實現理想的治理效果。

　　長期以來，我國公務員薪酬偏低，但一些官員隱性福利或灰色收入不少。薪酬偏低而又權力在握使一些官員既有“理由”又有機會獲得隱性福利或灰色收入，而隱性福利或灰色收入不菲反過來又激發社會輿論反對國家為公務員加薪，由此導致了惡性循環。理想的做法應是既要通過系列廉政建設杜絕隱性福利和灰色收入，又要給公務員適當加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