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為社會成員提供表達和參與的渠道。一個制度要運行起來，必須與社會成員進行互動，了解他們的需求，并作出相應的回應。表達和參與是社會成員對制度的輸入方式，不同的國家都有自己富有特色的制度輸入方式，雖然表達和參與的方式與程度存在著差別。對于任何一套制度來說，社會成員的表達和參與不能超過制度的承受能力，否則就會造成制度的瓦解。因此，表達和參與的可控性是衡量制度績效的基本標準。

　　五是制度要有自我調整能力。制度往往是對過去的經驗和做法的總結和提升，雖然有普遍適用性和延續性，但是也有時空局限性，尤其是隨著社會經濟環境變化的加速，制度的適應力和調整力越來越重要。制度的自我調整能力尤其要關注制度自身的反思能力，尤其是制度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對于問題的判斷能力和自我糾錯能力。

　　以上五條標準的核心就是制度的有效性。亨廷頓在比較了各國發展差異后也承認，“當今世界各國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他們的政府形式，而在于他們政府的有效程度”。鄧小平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曾經提出，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關鍵看三條：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是看是否增進人們的團結，改善人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產力是否得到持續發展”。這在后來越來越被證明是正確的。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福山在批評美國的政治制度已經淪為“否決體制”的同時，提出要客觀地看待中國的制度。在他看來，盡管中國的責任機制存在缺陷，但是政府努力給公民提供他們所需要的物品，尤其是安全、就業、提高生活水平等，其制度有效性遠遠超過了大部分類似的體制。“中國模式的意義，不在于向世界各國提供足以替代民主制的靈丹妙藥，而在于從實踐上證明了良政的模式不是單一而是多元的，各國都能找到適合本國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