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權威主義的改革具有很大的風險性；最重要的是能否涉過險灘，一鼓作氣地把它推進到可預期的、穩定的、漸進性民主化的軌道上

　　新權威主義具有歷史必要性，但沒有歷史必然性。因為它更多有賴于改革強人及其與制度建設的現實結合，而不是理想圖景中的制度化。它的啟動、堅持和深化都有賴于改革強人，甚至它所建立的制度能否鞏固、完善也有賴于改革強人。

　　新權威主義階段的改革有兩大軟肋、兩大風險：一是權威可能消解；二是改革可能消失。鄧小平從改革初期起就已深切地認識到了這種風險性。我們現在也已從多年來的實踐中深切地體會到了這種風險性。今后風險仍然會存在。必須有“打老虎”、推改革的有力行動，改革才能得到切實有力的不斷推進。否則改革仍有可能停滯和倒退。

　　新權威主義階段的改革可能有三種演變方向：一是全面深化該階段的改革開放，直至將其適時地推進到漸進性民主化階段的改革開放。二是該階段的改革開放停滯、倒退，致使腐敗蔓延、兩極分化、社會不公、民不聊生、天怒人怨，最終激起革命或動亂。三是從以集權推動和保障分權，倒退到以集權不斷收權，消滅分權，直至權力全部集中，變成極權主義。

　　從理論上來說，現在這三種可能性都存在。這首先是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這樣一種有效的制度機制，能夠完全保證后兩種可能性不會成為現實。但從現實來說，至少是實現新權威主義改革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因為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強力領導核心已經形成，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通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保障改革有力實施的制度正在建立，全會后的改革、反腐的力度也很大。只要沿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道路不斷走下去，極權主義等就不會出現。因為以集權推動和保障分權本身就是全面集權的否定物、對立面；與愈益廣泛的分權相結合的集權只能是有限集權，而不是無限集權，即不是極權。而且，只要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那就必須最大限度地尋求國際合作，這對超大型國家尤為重要。

　　但是，即使是把現階段的新權威主義改革搞好了，未來的前景仍有不確定性。除上述風險外，這里還有一個風險，這就是在新權威主義階段的改革基本完成后，如果未能及時轉入漸進性的民主改革，仍有可能出現較大的社會動蕩，改革仍有可能最終失敗。在這時，能否及時轉入漸進性的民主改革，就成為了最大關鍵。

　　這是因為，一方面，中國是超大型國家，自上而下的改革力量必然會逐級下減到很弱的程度，所以新權威主義的改革的有效性也必然會受到頗大削減，不可能達到中小型國家和地區那種比較完美的程度。在自上而下的權力約束最薄弱的縣鄉級政權，長期有效地充分控制腐敗和專權，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毛澤東時代沒做到，現在更難做到。這就特別需要在不遠的將來通過大力發展基層民主自下而上地遏制基層的腐敗和專權。而這也就是特別需要在新權威主義階段的改革基本完成后，趁熱打鐵，一鼓作氣地把改革推進到既具新權威主義改革性質、又具民主改革性質的基層選舉改革和相應的綜合配套改革的新階段。因為我們的國家太大，這個階段的改革大約需要經過兩次換屆選舉才能完成。但只要闖過了這個難關，未來的中國式的漸進性民主化的道路也就開辟出來了。

　　另一方面，通過進入這種改革階段，通過公布直至本世紀中葉的長期改革路線圖，使執政黨的未來方向得以明確，使公眾看到未來的光明前途，建立穩定的改革預期，這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更可使國家走上穩健的、漸進性民主化的道路上。只有這種逐級推進的政治改革，才能確保中國現代化的逐步實現。

　　使新權威主義改革與漸進性民主改革直接銜接，這在鄧小平時期還是做不到的。因為那時新權威主義的改革剛剛起步，經濟起飛也剛剛開始，實行漸進性民主改革的條件尚未形成，這種改革的時機也就沒有到來。所以，鄧小平當年面臨的改革風險特別大，他也很擔心改革開放路線會不會被中斷。鄧小平為此采取了種種防范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盡可能地把改革推進到難以停滯、倒退的程度，“南巡”就是他的經典之作。借鑒這種方法，在新權威主義改革與漸進性民主改革可以直接銜接的并不遙遠的未來，著力實現這種轉變，使國家一舉走上穩健的、漸進性民主化的路道，這就能夠最大限度地實現新權威主義改革的歷史價值，最大限度地鞏固和發展這種改革所取得的一切具有長久歷史價值的重大成果，更能對于中國的民主化、現代化事業做出歷史性的偉大貢獻。

　　總之，新權威主義是必要的歷史過渡。超越新權威主義階段不可行，停滯在新權威主義階段也不可行。只有首先積極有力地推進新權威主義階段的改革開放，進而再積極有力地推進從新權威主義改革到民主化改革的歷史轉變，中國才能一步一個腳印地實現自己的現代化和民主化，也才能夠對于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