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　季衛東

　　討論法治問題，主要基于兩個原因。一是經過36年改革開放，中國已經形成了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特別要求以規則來改變治理方式。當存在競爭的時候，競爭能不能有充分的自由度？能不能公正地進行？在進行投資、交易的時候，能不能對自己行為的結果產生明顯的預測？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法治是由市場經濟提出來的一個重要的課題。二是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強調法治，否定人治，是基于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

　　這兩個原因是我們推動法治非常基本的動因。現代法治，最根本的是對政府權力進行限制，要求政府和普通公民一樣共同遵循法律的規則。

　　如果在沒有統一的法律秩序的情況下進行分權改革，不能有效地對社會進行整合，風險就大

　　由于在推動社會變革的過程中，政府權力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當我們根據市場經濟的需求，對權力進行限制的時候，就會出現一個問題——這也一直是困擾性的問題——改革與整合。我們需要改革，但如果舉措失當，可能沒辦法整合。但如果過分強調整合，可能就沒辦法進行改革。這個矛盾今天我們依然在面對。

　　在改革開放30多年間，最初我們通過涉外法制、對內法制這樣兩種不同的法律體系來推動變化。加上國家法律和地方法規的格局有很大的不同。司法也不是統一的，實際上全國只有最高法院是屬于全國性質的，其他的法院都是地方性質的。在中國，整合主要靠集中的、強大的權力。所以，在法律多元化的狀況下，權力必須一元化。

　　但在改革過程中，我們需要限制政府的權力，需要減少對市場的行政干預。這樣的改革具有什么樣的基本特點？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通過外部監督來控制權力的運作，要通過權力的分離、互相的制衡來防止權力被濫用。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要進行一場分權的改革。但整合的作用怎么發揮呢？權力分離了，法律本來就是碎片化的，我們就會面臨整合的困境。如果在沒有統一的法律秩序的情況下進行分權改革，不能有效地對社會進行整合，風險就非常大。

　　鑒于上述現實，我認為，在中國推動法治國家的建構，樹立一個統一的、具有權威性的法律秩序，才能夠發揮有效整合作用，使它能夠對這個權力進行限制，讓行政權力在比較強大的情況下也服從規則的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