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化成本要多方共擔、改革配套

　　《中國經濟周刊》：根據你們專題報告的測算結果，一個農民完成市民化平均需要公共成本13萬元；個人每年平均需要支付1.8萬元的生活成本，另外還需要一次性支付10萬元的購房成本。根據我國當前政府和個人的經濟現實，解決這兩個成本問題難不難？

　　魏后凱：首先要厘清的是，公共成本不一定完全是政府掏錢，它也可以引進社會資本，而且13萬元的公共成本包括一次性支付成本2.6萬元，剩下的是每年2400元的后續投入，如社會保險。

　　假設公共成本是由政府來出錢，每年解決2500萬人的市民化，政府每年一次性的投入是6500億元，相當于我國2012年公共財政收入的5.5%，我們認為中央和地方政府是可以承擔的。

　　對于市民化的個人成本問題，單純讓農民負擔，是負擔不起的。我們提出一個辦法，把農民工的市民化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結合起來。中央提出要賦予農民更多的財產權，而農民在農村有承包地、宅基地、山地、林地等資源，能不能把這些資源變成資本，再把這些資本變為可以出租、抵押、變現的資金，讓農民帶著資本進入城市，成為農民工在城市中生活、購房、改善生活、開公司等方面的來源。

　　要解決這些問題，第一，要建立一個多元化的成本分攤機制，對于公共成本，中央和地方都要投錢，企業也需要參與進來。第二，大中小城市要協調發展，尤其要重視中小城市。有調查報告顯示，大城市的市民化成本是中小城市的2~3倍，特大城市是中小城市的3~5倍，也就是說我們到中小城市落戶的成本是低的，所以，引導農民到中小城市工作生活意義更大。

　　地方吸納農民工多，中央轉移支付相應多

　　《中國經濟周刊》：推行城鎮化，地方政府可能最不愿意的是在同樣財政收入下，卻要加大財政支出。那么，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魏后凱：我們政府現在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第一，我們要改變觀念，過去我們更多的是將農民工當作勞動力，很多地方要人力但不要人口，他們愿意農民工來就業，但不愿意農民工來落戶。這是一種歧視觀念，農民工參與了工業化、城鎮化的建設，為城市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不讓他們分享工業化、城鎮化的成果，這是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所以，我們更應該平等地看待農民工，讓他們在參與城市建設的同時共同分享城鎮化的成果。

　　第二，建立長效機制，用體制、機制來保障政府在市民化上的財政投入。在這一點，中央已經明確，地方政府要加大投入，中央政府要建立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相掛鉤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地方吸納的農民工多，中央的轉移支付也會相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