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教授　王義桅

　　公共外交存在外交層次——公共外交、戰略層次——戰略溝通、文明層次——文明對話三種形態。中國周邊公共外交，尤其是東亞公共外交，應消除近代以來民眾認知的時空錯亂，亦即傳統上以中國為中心的縱向等級秩序與西方傳來的以主權國家為核心的橫向秩序之間的矛盾，著眼于通過文明對話塑造現代東亞文明意識。與此同時，中國應復興傳統文明，實現全球化時代的文明轉型，推動創新人類文明，爭取周邊國家對我文明道統的認可，這是以“親、誠、惠、容”為四大支柱的周邊公共外交的文明擔當。

　　“中國是一種文明，但假裝為一個民族國家”。這是美國漢學家白魯恂的著名論斷。因此，中國的公共外交，就不只是一個國家的行為，而應包括外交、戰略、文明三個層次。

公共外交的三層次

　　外交層次。著眼于外國普通民眾，主要使命在于解釋內政與外交政策、提升國際形象、發揮和培育軟實力。這是公共外交作為外交的份內職責。對發展中國家的公共外交，比較符合這一層次，其中對外援助和正確的義利觀分別是其重點和難點。

　　戰略層次。戰略溝通（strategiccommunication），著眼于外國精英，主要使命在于取得戰略理解、塑造戰略共識。和平崛起、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系是典型的戰略溝通。因為中美存在結構性矛盾，戰略互疑是關鍵，民眾認知受制于精英塑造，對美公共外交的著眼點尤其應放在戰略溝通、形成戰略認同層面。

　　文明層次。文明的對話與交流，著眼于挖掘中外社會集體記憶與文化意識的共同點、包容性，形成和而不同、殊途同歸的社會共識。 公共外交的精髓是對話而非告訴（inform），而對話的理念是雙向溝通，是分享觀念，而非單向輸出觀念。這一點，對于周邊國家和文明古國，如歐洲與中東地區，尤其如此。對周邊公共外交的重點是文明對話，恢復東亞文明道統；對其他文明古國，則著眼于借古喻今、推動文明互鑒與和諧。

　　這三個層次，體現了中國公共外交的“三個世界”理論：對第一世界（美國），戰略溝通為主；對第二世界（周邊、歐洲），文明對話為主；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公共外交為主。因此，可將中國公共外交圖譜歸納如下表。

周邊公共外交的共性與個性

　　周邊公共外交，既具有一般中國公共外交的特性，也具有其特性，最大的特性就是文明的道統之爭。正如歐洲的“三個羅馬”之爭——西羅馬帝國（以羅馬為中心）、東羅馬帝國（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俄羅斯帝國（以圣彼得堡為中心），爭奪羅馬帝國與基督教的道統。東亞也存在文明的道統之爭——中國認為自己是中華文明的道統繼承者、朝鮮與韓國認為滿清入關后中華文明道統轉移到了朝鮮半島、日本自稱文明道統日落于西而日出于東（故而自稱“日出之國”，認為“崖山之后無中國，明亡之后無華夏”）。

　　傳統東亞文明母體——中國，被質疑不能繼承文明道統，這是中國周邊公共外交面臨的歷史困境。換句話說，梁啟超先生所謂“中國的中國、亞洲的中國、世界的中國”在脫節，這是中國周邊公共外交的主要挑戰。古人云，“正人先正己”。面對周邊國家對中國的疑慮和誤解，最好的辦法仍然是“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拿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習近平語）。

　　文明的道統之爭反映在公共外交話語體系下，便是日韓自稱自己是民主國家（美國的盟國），按照西方橫向邏輯（民族國家思維）來解釋歷史（比如認為朝貢體系并非厚往薄來而是一種殖民體系）等。究其實質，是民眾認知的時空錯亂，亦即傳統上縱向以中國為中心的等級秩序與西方傳來的橫向主權國家秩序之間的矛盾，這就有賴于探討東亞公共外交的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