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公共外交的使命

　　東亞有三怪：不是東亞國家，卻自視為東亞國家，這就是美國；是東亞國家，卻不承認自己是亞洲國家，這就是日本；是東亞國家，但民族國家統一任務尚未完成，這就是海峽兩岸和朝鮮半島，仍處于分裂局面。

　　因此，東亞國際關系的癥結是國家身份問題沒有根本解決：中國崛起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嗎？日本正常化是要恢復大日本帝國榮耀？韓國的半島和平繁榮政策是要復興大韓民族主義嗎？即便各自國家將這些列為國家發展目標，但并未得到東亞區域內其他國家的認同，更沒有得到美國的承認。

　　從縱向而言，東亞國際關系的和諧，是有深厚歷史基礎現實需要的；而其不和諧，同樣是有深刻歷史背景和現實原因。在全球化和地區化時代背景下，各國國力此消彼漲導致各自心理上的震動和失調。

　　中國，常常是從未來看現實——預支崛起的未來，兼之歷史、文明優越感發酵，更有種自大感，往往以教訓口吻，督促“小日本”正視歷史；或從大歷史看現實——中國在鴉片戰爭前還是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央王國。

　　日本，則常常從小歷史看現實——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就是亞洲的優等生，民主優越感與現代化優越感，往往使日本人看不起中國。現實中又以顯微鏡看中國，發現中國崛起問題多多，因而并不看好中國的未來。問題是，日本的“明治維新紅利”還能用多久？面對中國快速崛起，日本的戰略焦慮愈發溢于言表。

　　韓國，卻常常以現實看歷史，對現實大國的舉動，常常表露其歷史的無辜——日本在靖國神社和慰安婦問題上的表現更喚起了韓民族對日本殖民歷史的回憶。韓國對中國崛起的不安，也是片面的歷史記憶在發酵。

　　總之，從時間維度說，中日、韓日、中韓關系的糾葛是身份問題：古代中國、現代中國；近代日本、現代日本；近代韓國、現實韓國……這些身份交織在一起，至今束縛東亞國際關系思維：或以“古代中國”藐視“現代日本”；或以“現代中國”鞭笞“近代日本”；或以“現代日本”俯視“現在中國”；或以“現實韓國”警惕“近代日本”，形成時空體系的錯亂。中日、韓日關系亂局，就亂在認識、心理沒有回歸現實。其實，中日韓三國都沒有長大：韓國沒有站起來：國家沒有統一，軍隊的戰時指揮權還在美國人手里；日本也沒有站直，不停鞠躬；中國則站得太直了，以至于時常后仰，步伐不穩，助長了國際社會的“中國威脅論”。東亞國際關系糾纏于歷史和心理，是沒有自信、沒有成為自己的表現，也是東亞整體上尚未自立于國際社會的寫照。

　　從橫向上看，東亞國際關系并非限于雙邊、三邊范疇，而是受東亞格局左右，還有著廣闊的時代背景，折射出當今世界的矛盾。

　　梁啟超先生曾以“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描述中國的國家訴求。其實，日本也存在“日本之日本”、“亞洲之日本”、“世界之日本”三個層面的國家訴求，韓國也存在“韓國之韓國”、“韓國之韓半島”、“韓民族之東亞”的多層次訴求，這些都折射出各自國家的國家情結與理想。中國人批評日本的狹隘歷史觀和民族心理，展示的是“世界之中國”風范，因為靖國神社問題、慰安婦問題昭示的是日本試圖推翻戰后體制合法性的大是大非問題。中日東海之爭，無疑是“中國之中國”對抗“日本之日本”；亞洲區域合作的中日主導權之爭，又提醒我們“亞洲之中國”與“亞洲之日本”的較量；日本“入常”問題，則寄希望于“世界之中國”與“世界之日本”的磨合；朝鮮核問題，考驗的則是“韓國之韓半島”與“韓民族之東亞”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