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技術追趕的路徑亟須改變

　　歷史經驗表明，每次技術革命都會孕育一套相互關聯的、通用性的技術和組織原則，并在實踐中促成所有經濟活動潛在生產率的量子躍遷。因此，每次技術革命都使得整個生產體系得以現代化和革新，包括對傳統產業的徹底改造和全面更新，從而在每50到60年左右的時間內使經濟總效率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在每次技術革命孕育過程中，優先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意義就在于此，歷來是國際競爭的戰略制高點。

　　更為重要的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機會窗口”不僅是新興國家技術追趕乃至跳躍式發展的關鍵所在，而且對于傳統產業保持或取得國際領先地位也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在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時，英國在新興產業上被美國和德國全面趕超后，其所以在傳統產業上也逐漸喪失了“世界工廠”的優勢地位，就是因為美國和德國在新興產業上的領先技術為其改造傳統產業提供了絕對優勢，使傳統產業的技術得到了更快和更全面的革新。例如，在20世紀初的美國和德國，效率更高的電動機和內燃機很快就得到了普遍采用，而蒸汽機在英國卻仍占統治地位。英國的教訓對于我國如何保持“世界工廠”的地位尤具警示意義。

　　面對新一輪技術革命，目前我國在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上做出的努力和實踐能夠擔當起成功實現技術追趕這一歷史重任嗎？考察歷史可以發現，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前欠發達國家的技術追趕中，戰略性新興產業確實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但在當代世界經濟中，如果仍將戰略性新興產業籠統地等同于技術追趕的“機會窗口”，已經不再適合。這是因為，在新一輪技術革命浪潮下，由于模塊化生產方式的出現和全球價值鏈的迅猛發展，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不用再等產品成熟，就可以把新興產業的新產品加工、組裝甚至工序創新等價值鏈低端環節作為一個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在新興產業的早期就可以通過廉價勞動力加入到這種新產品的全球化生產體系之中，這被稱作是“新國際分工”。而反觀我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目前仍沿襲了利用勞動力等成本要素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的老路，這是我國之所以陷入“高端產業低端化”陷阱的根本原因。

　　例如，我國光伏產業就是這種戰略性新興產業價值鏈低端化的典型代表。首先，我國光伏產業的技術創新主要集中在光伏組件加工制造方面，而沒有掌握包括光伏組件的制造設備、高純硅提純技術和新型光伏材料研究等核心技術，整個產業的附加值僅占全球光伏價值鏈的8%—10%，在全球價值鏈中處于加工制造的低端環節，在國際分工中仍處于“擔水劈柴”的地位。其次，我國光伏產業的技術創新基本上都屬于工序創新，這種創新提高生產率的結果是導致了我國光伏產品生產者受損而進口國受益的價格下降，與激烈競爭和大量產能過剩相結合，共同導致了國民福利的凈損失。最后，我國光伏產業通過進口國外關鍵機器設備和高附加值投入，90%以上產品銷往國外市場，這種利用廉價勞動力，特別是各地政府在土地、稅收、環境和融資等方面提供的低成本扶持政策，打造出來的低端加工制造產業在很大程度上屬于一種為他人作嫁衣的“飛地型經濟”。

　　那么，我國是否可以在戰略性新興產業中通過跨國公司控制的全球價值鏈實現從低端到高端的逐步升級，從而實現技術追趕呢？歷史經驗表明，迄今尚無成功先例；理論研究說明，這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為“新國際分工”的模塊化生產方式已經阻斷了發展中國家試圖通過“反向工程”對發達國家進行技術追趕的道路。因此，與“在傳統產業上不可能存在追趕機會”一樣，在戰略性新興產業中，從價值鏈低端融入發達國家的國際分工體系，同樣也不存在技術追趕的“機會窗口”，更不可能存在跳躍式發展的歷史機遇。韓國和芬蘭在信息技術范式迅速變革的20世紀80年代進入信息技術產業取得了成功，原因就在于它們是從核心技術的自主創新和價值鏈高端入手切入全球價值鏈的，而全球自由貿易特別是中國開放廣闊的國內市場則為這兩個國家價值鏈高端發展戰略提供了根本性的市場保障。

　　現在，回過頭來我們就可以回答下述問題：在歷史上也曾經是欠發達國家的英國、德國、美國和日本，在它們相繼崛起過程中為什么抓住了當時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就抓住了國家致富的關鍵？與目前的“新國際分工”相比較，顯而易見的原因就在于，當時由于整個工業的產業價值鏈基本上都在一國之內，所以抓住了戰略性新興產業就抓住了具有報酬遞增特征的高創新率、高附加值、高工資和高就業的高質量經濟活動，這些國家在半個世紀左右的時間內就實現了國家崛起。而在當今的“新國際分工”中，由于價值鏈在國家之間的分解，高質量的經濟活動通常仍集中和保留在發達國家占據的高端環節上，而跨國公司則把那些慣例化、低附加值、幾乎沒有創新機會窗口、進入壁壘很低的價值鏈低端環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戰略性新興產業，這些價值鏈低端環節就不再具備技術追趕和國家富強的產業特征了。